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

    “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欢迎，八月十四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二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

    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约定，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二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八月十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一亿银元的善后借款。

    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代表日本银行团垫付了一千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垫款。

    中国代表签约的是段内阁中财政总长梁启超，借款契约如下：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一千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担保：中国盐税余额。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项目办理。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资。

    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交通银行，第二次业务借款二千万日元，由曹汝霖经手。

    十月月十二日为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日元，由满铁提供，以该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员为条件。

    成立了北京督办参战办事处，由日本武官斋藤任顾问。

    后来，北洋政府扣留了当时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共约四万吨的德国船舰，然后移交给协约国使用，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也给了中国政府一些回报。

    九月八日协约国公使承认：

    （一）庚子赔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赔款总额26％，除其中10％可以缓付外，其余16％，仍须按期照付。

    （二）关税可以提高5％，但须先成立由有关与中国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调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税则；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兵，但以防范敌侨为限。

    需要说明的是，一战期间，欧洲交战国之间多不遵守国际公约，以十分残暴的手段对待敌国在本国侨民与财产。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采取的措施都十分残暴，因此他们同样要求中国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处置在华德产。

    时任英国驻华署理公使艾斯敦与时任中国外交总长汪大夑会谈时，便明确要求中国应当将德国在华商行“全部消灭”。

    一九一七年九月，中国与协约国代表会谈援助中国事宜，七国在答应对华援助的同时，也提出了全数查封德国在华商行、银行、工厂等要求。随后协约国更是接连不断地催促中方，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德国在华力量。

    由于中德之间并未实际开战，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未对德国产生明显的厌恶感。因此尽管协约国百般催促，中国始终没有采取过分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