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冯国璋就职后，就正式向冯国璋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

    由于冯的答允，段祺瑞不便阻黎出京，但责成汤化龙出面担保，黎做出承诺：出京后，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南下。

    八月二十八日，黎元洪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风光无限，但他自己知道，北京留给他的，大多是痛苦地回忆。

    他不像袁世凯那样的贪恋权势，但就这样的卷铺盖也不是很甘心。回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

    段祺瑞对其还是放心不下，最怕他南下号令天下。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段祺瑞顺水推舟地把黎元洪搞下台，和当初黎把段免职一样，虽心里很痛快，但其实是一种自残，所谓两败俱伤。

    有黎在位，北洋系就有假想敌，就有共同对敌的理由，成为维系北方表面团结的理由。没了这共同的敌人，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内斗了。而事实上，此后，北方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

    总统和内阁成了时局纷乱的中心，是加个更字的“府院之争”。再加上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

    黎是倾向于南方的，有黎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分裂的局面，毕竟对南方是一种安慰，成为一种缓冲的力量。但现在，缓冲的力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南北对立了。

    “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走了，脚步蹒跚的民国的乱像却远没结束。黎元洪走的时候，不会想到他还能回来，再次坐上总统大位。但是，他确实是回来了，因此，本书还要写下去。只是，在后来一段的历史事变中，黎元洪多半是个旁观者了；虽然，也会不时的提到他。

    段内阁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会和对德宣战。

    段本人虽然很嫌弃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仿效民国成立时，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

    段祺瑞憎恨的是旧国会，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

    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组织临时参议院很省事。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津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约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

    “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约法》以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依据《约法》上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则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见。即请发抒伟论，迅速详复。”

    解散国会是复辟造成的恶果，平定复辟后理所应当得以恢复，这本是“再造共和”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难说得通，只能是勉强地自圆其说。

    此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

    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地反对态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

    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

    段内阁根本不予理会，由国务院正式下令：“《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当初的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是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而白热化的。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

    于是，宣战案于八月四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八十四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

    令云：“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