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们字正腔圆时不时滑出来的京腔，听上去是那么亲切舒服。尤其是北京的方言土语特别有味，比如犯糊涂叫“晕菜”，对方吹牛大了，就叫他“歇菜”，生气叫“撮火”，出丑叫“露怯”，强词夺理叫“穷矫情”，与众不同的人叫“各色”，尤其是亲吻更妙叫“相一口”。早上遇见邻居打招呼是：“遛弯了您。”对送你出门的主人，客人的敬词是：“回了您。”。

    北京胡同里有说不完的风趣故事。那天傍晚，我正往租的四合院家里走，一汉子冷不防地蹿到我面前问：“你们吃米还是吃面。”我愣住了机械地回答：“吃面。”他“噢”了一声就走开了。我突然想多解释几句，便追着其背影喊：“现在我们也开始吃米了，尤其上中餐馆的时候。”那汉子头也不回地应了声：“谢了您呐。”

    1中国男人真的有四张床吗？

    中国人最喜欢提及古代的四大发明，认为是其文明古国的象征。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发明最为佩服的要算是科举制度，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18世纪末时英政府还曾派特使赴中国取经。18世纪下半叶，当时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英国殖民官僚贪污腐败劣迹累累，英政府决意敦风厉俗。有谋士进谏中国实行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很值得借鉴。英政府遂派出考察团到中国打探虚实，当英国人看到中国的官吏通过考试达到有序任用、照章升擢，不禁肃然起敬。英国人讨得科举制度这一“文明利器”回国后，开始创立自己一套日后闻名天下的civil service(文官体制)。此文官考试机制先在印度试行，成效卓著后便开始在英国本土及日不落帝国的属地广泛推行开来。

    但英国人对当今新中国的了解简直如白痴。2000年夏天，我在伦敦高尚住宅区小威尼斯街上的邮局往北京寄挂号信。窗口内戴着新潮鼻环的20岁出头姑娘，翻查了一阵手中的国际挂号信手册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没有挂号信。”我生气地反驳道：“我刚从中国回来，在那里挂号信是非常普遍的。”于是她不情愿地再次低头寻摸，总算找了出来。

    西洋人以往对“黄祸”的恐惧可以说已不存在了，但眼下他们对中国人“排山倒海的人海力量”仍旧感到威胁。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泱泱13亿人口，若不久的将来中国变得像日本一样富裕的时候，那全世界是否每个角落都将被中国货和中国人“占领”。这是不是“杞人忧天”呢？还真难说。西方人还有一种对中国人刻板的想象，他们通常认为中国人非常“智慧”，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像老子、孔子那样睿智，于是西方知识分子便热衷研读各类英译本的老子、庄子等人的经典思想。待这些年来，西方人发现一般中国百姓也热衷于赚钱、享受世俗生活时，可怜的他们震惊不已。西方人看当代中国时，最普遍的是将中国人与中国政府分开评论，西方人概念里的中国人形象相当“正面”。曾有民意调查询问：“提到中国人，你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大多数被访者的回答是：“三代同堂，重视家庭价值”、“尊敬长辈”、“工作勤奋，有上进心。”、“重视教育”、“中国孩子的数学都拔头筹”、“谦虚温和”、“忠诚感强”，还有约半数者回答“中国人守纪律”。不过西方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仍旧停留在20年前的状况，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步所知了了，没来过中国旅游的西方百姓仍认为中国人温饱不足。

    由于普通西方百姓对中国相当无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也就很可笑。有人问：“北京以前叫pekg，什么时候又改名叫beijg了。”这就得告诉他们，pekg是19世纪末英国住华外交官威妥玛创立的威氏拼音。如今beijg一词用的则是50年代创造的汉语拼音。还有女士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好奇地打听：“中国男人真的有四张床吗？”。更滑稽的问题是：“中国人用筷子如何喝汤？”东亚人吃狗肉的风俗，令将爱犬当幼儿对待的西方人痛恨之极，于是他们总心惊胆战地追问：“中国人真的将狗杀死入人口吗？”学中文的西方人对中文中贬低狗的词汇之多不以为然，什么“臭狗屎”、“狗仗人势”、“走狗”、“狗眼看人低”等等，为何中国人对爱犬这么不尊敬呢。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姓名亦不知所以然，总追着问哪个是名哪个是姓。中国女性婚后不从夫姓，这个风俗老外不懂，为此常常闹出笑话。西方人经常会将张女士、李女士的丈夫呼做张先生、李先生，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已婚中国女人的姓氏肯定是其夫姓，这样一来，反倒让中国男士们从了妻姓。中文里虽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在机场、火车站见中国人与亲友会面时个个显得平静如水，从没有激|情地拥抱，这让一旁的西方人不解。有次一对英国夫妻载一位女士到机场接其丈夫，中国夫妻俩碰面后一点都不亲热，既不亲吻也不拥抱。使得英国人私下里猜测，这两口子八成是感情亮红灯正闹离婚呢。

    2中国文化如围棋般奥妙深邃

    我8岁那年的一个下午，随妈妈去食品店购物。街上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我们身旁擦过。妈妈指点着那人说：“这个人是疯子，他居然能看懂中文。”我至今记得那中年男子一头爱因斯坦式的爆炸发型，更可怕的是他头发的颜色火红火红的。那一刻我的确相信自己撞见了一个传说中的魔鬼。

    1966年我正读高中，学校的外语课是拉丁文和法文。我酷爱拉丁文、法文的诗歌，有天在学校图书馆里，我像往常一样在诗歌书架旁倘佯。当我抽出来一本美国诗人庞德的诗歌集时，紧贴其的一本薄薄小册子随着掉了下来，这是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集。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中国居然会有诗词，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随手翻翻我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从未见过如此清新风格的诗词。一星期后，我找到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rther wley)写的《鸦片战争》，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惊奇。因为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字未提过这么场战争，普通英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大英帝国的历史长河里，这段时间短暂、东亚局部发生的“小战役”微不足道，再说英国人在这场对华战役中亦没什么了不得的伤亡，故英国人认为不值得提及它。然而在鸦片战争那一年，英帝国的广袤海外属地东南亚、中亚、非洲、澳州等地区，有许多比对华“贸易之争”更值得着墨的重大事件。读《鸦片战争》其中一则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年英皇特使朝见中国皇帝时，中英双方曾为特使是否在大清皇帝面前下跪争执不休。最后中国皇帝表态说，洋人要割地赔款我都给他们，但他们在朕面前不下跪，绝不让步。后来达成的折中方案是，英特使在中国皇帝面前照搬拜见英皇的规矩，单膝下跪。读完这段中国历史后我仍意犹未尽，马上又找来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词。真意外和难以想象，中国人居然能创作出如此高雅、感人的诗歌。数月后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爱丁堡大学将新开设中文课。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不眠地思量，干吗不上大学去系统地学习中文，这样我就有机会读中文原诗而不需借助译本了。

    次日清早我致电大学行政办公室，与主任约好了会面时间。三天后待我坐了两小时火车如期赴约时，主任却将有位怪异的小伙子想学汉语这档子事忘在了脑后，我扑了个空。回家后我继续联络该主任，再次表达期望学习中文的决心。直到开课前夕，中文系千辛万苦地总算从全英国网罗来五名学生。当我告诉高中的拉丁文和法文教师将上大学汉语系就读时，拉丁文老学究连连赞赏我超凡的勇敢。但那位法文女老师却一个劲地摇头耸肩，试图规劝我“不要浪费你的大学时光，还是去学点任何有用的东西吧。”

    大学课堂上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中国话，那感觉令我灰心极了，听上去所有的声音全是一个调调，这么近似的发音如何来分辨，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听懂呢？怪不得西方人称中文为天书。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口语四声仍旧一塌糊涂，磁带里的汉语对话始终只听得一阵哇啦哇啦。旁人看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认为是一小撮“考古学者”。记得第一次去大学图书馆借阅中文语法课本时，那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中年馆员，眼睛从拖到鼻子的眼镜架下端睨着我，愣了一会儿问到：“中文语法，那个语言不是早废除了吗？”大学期间在爱丁堡，我只见过两个40年代从大陆来的移民，街上有几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但他们都只讲广东话。有两、三次，伦敦的中国使馆官员光临我们的中文课，官员的演讲通篇是吹捧中国文革的大好形势。我着迷的中国文化他们只字不提。我向他们请教孔子、孟子及中国古典文学，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正在破四旧。为此我特别难过失望。

    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中文也如此，表面看来中文没有动词变化，也没有阴性、阳性词汇及单复数。讲述任何时间发生的事，只需冠上相应的时间副词即可，如刚才、昨天、明天等等。这令初学汉语的西方人兴奋，认为很幸运地躲过了如法文般难啃的动词时态变化。但当他们的汉语真正入门后，就会发现正因为游戏的规则太少，而令外行更加无所适从。英语里有chese puzzle(中国迷宫)一词，就是用来比喻晦涩难解的问题，而chese boxes是意喻事情太复杂。若西方人听不明白某人的谈话时会说：“你简直是在讲中文。”

    大学毕业后由于我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我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我知道两千年前我所景仰的陶兄曾如此这般地融入大自然。我一边务农、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编辑们对我的英文风格深感惊讶和新鲜，报社来信赞美我“难以想象，如天使般的行文”。我深知那是因为“启承转和”的中文写作玄机启发了我的思维，璀璨的中国文化给予了我享用不尽的灵感。直至今日，我仍坚持用中国文学的技巧逻辑来下笔英文散文。

    3西方汉学第一人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orrin)，他曾于1805年开始随旅居伦敦的广东侨商学习中文，为日后来华传教做准备。1807年，伦敦宣道会差他往中国宣道。由于当时无人愿陪伴马礼逊前往那个遥远封闭的东方，他只得孤身上路。又因找不到肯载他去中国的远洋船，马氏不得不先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抵达美国，再从纽约转往中国。从那年1月8日启程，到9月7日终在广州登岸，历时8个月。当时的清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取得合法居留。马氏期盼进修中文的愿望同样遭遇到艰难，清廷严禁华人将祖宗的文化外传给蛮夷，违者处死。马氏的求学热忱最终感动了他的中国朋友，这位中文老师为免遭一旦被清政府捉拿后的酷刑折磨，每次他登门授课时都身藏毒药，预备危机时刻服毒自尽。此时马氏已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1811年，首版《圣经》节选出版。次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私刻印基督书籍者斩。”如此险恶的形势下，马礼逊仍执著地于1813年将《新约圣经》的全译本秘密出版。到1819年时，中文版圣经已印刷了200万册。

    此后马氏旅居澳门，以教授西方传教士中文为业，陆续编撰出版了首部《华英字典》及中文语法课本。待1824年，马氏回英省亲时得到了英王乔治四世的召见，他呈献上自己翻译的中文版《圣经》。二年后马氏返回中国直至1834年病逝于广州。马礼逊的中文成就堪称是西方汉学第一人，对于日后中西文化沟通有着不容质疑的伟大贡献。

    4哑巴汉学家把《西游记》译成《猴子》

    前文提到的《鸦片战争》一书的作者阿瑟韦利(rthur wley)，他是20世纪初英国了不起的汉学大师。说起韦利对中国产生兴趣还得先提到他的剑桥导师，韦利的老师曾假冒中国人写了本《中国人眼中的西方》，署名“约翰，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西方”在当时引起西方人爆炸性的好奇，也使得韦利打算进一步了解东方世界。毕业后韦利来到大英博物馆专职负责艺术品，当时大英博物馆乏人研究东亚艺术品，便请他兼职。出于工作需要韦利开始自学汉语，1917年韦利翻译出版了《170首中国诗歌》。他的导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有荷马，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吗？”他还评论说：“对于西方诗歌来说，最重要的主题是描述男女间无穷微妙的感情，然而中国诗人通常所歌颂的则是朋友间的情意。”韦利虽然将中国诗歌译介给西方人，但他始终都不会开口讲汉语，是位哑巴汉学家。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令西方读者领略了从未见识过的东方文明，当时媒体评论中国诗歌掀起的热浪时形容为：“读中国诗歌，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激动和兴奋。”当然中国诗歌热销离不开那个时代的背景原因。20世纪初的西方人，从报刊上读到的中国消息不是战争就是饥荒，但当读者从书架上取出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集时，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则是另一个道德、文明、慈悲、诚实为社会准则的东方乐园。尤其欧洲经历了一战摧残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冲击，欧洲人开始悲观地怀疑欧洲文明是否即将崩溃。然而当欧洲人从韦利的书中读到另一端的东方文明，他们开始服膺中国数千年亘古不变的道德哲学，相信这就是文明古国多少世纪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本。

    红火的中国文学市场效益，使自信的韦利于1929年辞去大英博物馆职位，成为一介独立的东方文学译者。30、40年代，他陆续出版了《诗经》(1937年)、《论语》(1938年)、《猴子》(节译自《西游记》1942年)。做为伦敦的一介学者，韦利偏爱“阳春白雪”风格的中国古诗，最推崇白居易和苏东坡。他自称不是一个翻译匠，他认为自己的文学风格与杜甫迥异，因此从未碰过他感觉翻译不出“灵魂”的中国古诗。韦利被形容为是“坐在家里的观察者”，因为他从未光临过亚洲。这么多年来，西方媒体纷纷载文表示“猜不透韦利从未涉足亚洲的原因。”上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邀请韦利去中国游览，被他坚拒。到了60年代垂暮之年的韦利，曾对我的老师道出拒绝前往中国的原由。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的长安，但我估计如今那里已有了一些改变。”这位汉学家为了不破损头脑中的“长安”形象，宁愿终生不踏足“变迁”后的“长安”。上世纪20、30年代，韦利和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对西方当代诗歌革命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5《红楼梦》的英译本《石头记》/

    韦利的朋友《红楼梦》的英译者戴维德霍克斯(dvid hwks)，是20世纪后半叶的著名汉学家。1948年，霍克斯在海上漂泊一个月后，经香港来到北京大学做研究生，那时他是北京城唯一的一位外国研究生。1951年秋，霍克斯返回牛津出任中文讲师，以后曾翻译出版过《楚词》。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英译本《红楼梦》都是些节选本，1973年伦敦企鹅出版社发行了霍氏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一卷，80年代前后又相继问世了其后的四卷。霍克斯认为将《红楼梦》书名直译为英文，会令读者产生悖于曹雪琴原意的缪误，而《石头记》最贴切曹氏的故事精神。霍氏翻译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