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他根本找不着东西。尽管尼克松到访后并未会见这位昔日的校友。

    到了1973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8年邓小平复出重新执政。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文革时期“假、大、空”和“放卫星”的内幕。1979年我第二次回中国访问时，与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前国民党高官同行。这位前国军想探望自己过往大学时代的恋人，那位女士40年代时左倾积极投奔了延安革命圣地，双方就此分道扬镳。电话约好其昔日恋人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面，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女士打来电话表示她被拦在宾馆门外，因为涉外场所中国人禁止入内。于是前国军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进到女士家里时，其惨状令这位先生一下子老泪纵横。革了一辈子命的昔日恋人，刚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从农场特赦回城，两间破败的房子里上下铺栖身着三代人。她的儿子表示，他从单位的电视上看到市委领导会见并宴请这位从加拿大归来的统战对象。儿子愤愤不平地发牢马蚤说：“如今你们这些昔日的反革命都成了坐上宾。这可真是，革命者不如不革命者，不革命者不如反革命者。”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外国人去中国访问、旅游开始越来越方便，我才有幸见识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真实自然的中国。

    1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年10月初，我是19 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临来中国前在伦敦，一位几年前从大陆冒死游水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与我聊起了中国的文革。此公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在文革中他被诬陷为台湾和日本双料特务。他到伦敦定居后娶了位华裔太太。他告诉我，每当他讲述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时，其太太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些遭遇。总怀疑地问“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你真是个恐怖故事杜撰家。”

    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刻”。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被掀开铁盖的临时厕所，并排与四十多名妇女一起蹲在那里方便。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并列悬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dun邓肯”。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2留学生中没有苏修、美帝份子

    我在北京培训了半年汉语后转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复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近三十人，大都来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朝鲜、越南，及中国称为第二世界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学生，还有不少“非洲兄弟”。而“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人，自然是留学生中的一支主力军。没有苏修帝国主义份子，也没有美帝国主义份子，只有一位“唇齿相依”的日本人，但没有“水深火热中”的南韩人。留学生宿舍楼里张贴的宣传画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刚踏进留学生楼时，不明白为何楼外筑有一道与外面隔离起来的高墙，校留学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对国际友人搞破坏。”每一位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与两位中国同屋同住，我的一位女同屋叫超英，这个名字很有历史纪念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号召“赶美超英”，于是那个年代出生的许多孩子就被冠名为“超英”。中国陪住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外国人的“起居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汇报给校保卫处。因为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松懈。后来我读到台湾人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的《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the n who styed behd》，其中毛泽东著名的一道咒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译为“只要你能掌握住阶级斗争，它立刻就会产生效用。”这显然是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译本。

    中国同屋与我们交谈时都十分谨慎敌特观念尤其强，比如我打听她们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她们只回答：“我父母是工人阶级。”或者“双亲都是贫下中农。”从不透露家人具体的工作职位。我们对此非常不解。我们也不可以与中国同学、同屋一起外出上街，而留学生想要离开上海到附近的苏州、杭州旅游，是不可以自己去火车站购票的，得提前好几天向留办打申请报告。几天后下来的批复结果，有时是警告我们“不许乱走乱动”。即使报告得到批准，外出时也会有数位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及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比如我们五位留学生游览杭州时，就有三位上述单位的老师随时随刻陪伴左右，住在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涉外饭店，出入都结队而行。当然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是有些“特权”的，留学生宿舍里有暖气供应，中国学生宿舍楼则没有，我们有机会每天去浴室洗澡，而与我们同住的中国同屋则只可以每星期洗一次澡。

    3下工下农接受再教育

    76年复旦曾发生一位法国女留学生与中国男青年相恋故事，中国男青年为此召来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法国女郎致信他，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她的中国恋人才得以释放赴法与其团聚。他们的中外联姻被认为是文革后首宗涉外婚姻。既然与中国同学接触会为他们惹来麻烦甚至灾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谨慎。临毕业前夕，留学生打报告希望请中国同屋们一道去上海动物园参观，喜出望外的是报告最终被批准，我们得到了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外国人在当时艰苦朴素的中国环境下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随意着装。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喜欢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的围观者。中国同学绝不能这般花里胡哨的，会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的“臭美”，生活作风有问题。我那时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平常我也穿上中国人的制服，因我是深褐色头发再彻头彻尾地女干部装扮后，中国人都说我像新疆人。但我与一位英国女同学在南京路上逛街时麻烦就大了，这位女士金发碧眼且瀑布似的金黄卷发直泻肩头，一路上我们身后尾随着数十位张着嘴巴、直眉瞪眼的好奇者，到了商店里也是一圈的围观人群，呆呆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个“女妖精”。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常被训导“不许围观外国人。”最后还是警察赶来驱散了人群。

    1976、1977年时留学生也如中国大学生一样，得下工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和下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离校前的欢送场面十分鼓舞人心，人人手里举着彩旗和纸扎的大红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的中国同学们都肩背行李包还得自带洗脸盆，他们将在农村扎根一个月。冬季时我们留学生被安排到半导体厂，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星期。还记得雪花飞舞的日子里住在无暖气的职工宿舍，冻得披上工人师傅的蓝棉大衣。我们也都带过来了自己的被子，但无需像中国同学那样自备脸盆。夏收时我们也下过农，住在农民家里帮忙收割西红柿、萝卜。农家无厕所和自来水，因此有机会见识了我一生中的奇观，我的中文老师蹲在屋内的马桶上，在其私人时间面对着我，边方便边谈笑风生，这在西方即使再充满想象力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到眼前这一幕。在国外是不可能有机会观赏旁人方便的，而这位在我面前宽衣解带者竟然是自己的老师，这一幕真令我记忆犹新。76年时外宾在中国受到特殊保护很安全。但有次我乘公车时，钱包还是被盗了。两星期后的一天，两位警察来登门拜访，他们是在找到了我的空皮夹后按照里面的学生证寻来的。他们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有阶级敌人，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国际友人被盗，我们十分抱歉，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还请你多批评指正。”

    4亲历最初中国改革开放

    在北京和上海留学期间，我们每星期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后来不再继续批邓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得到平反。我们这些年青的留学生不懂中国的政治，便不知深浅地提问：“前年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说他是阶级异己份子，可现今你们的政策路线不就是曾批判过的吗？”老师只有报以苦笑。我们现代文学系的课本76年时通通是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77年开始可以读到巴金的作品。电影看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从校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西方腐朽的靡靡之音得到了彻底的清除和批判。不久后我又观看了重新解禁了的歌剧片《红湖赤卫队》，当时“红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一下子就成为我的最爱。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看了法国电影《老枪》后与我聊天，才得知当时流行一介特有的名词叫“内参电影”，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幸一睹，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与如今中国大地上劈天盖地的好莱坞大片，天壤之别。以致于我今天看到来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与西方青年一道津津乐道谈论西方的流行电影、歌星时，感觉恍如隔世。

    76年时我们也去看过足球、乒乓球比赛，体育场内都悬挂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条幅。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堪称是世界上最文质彬彬的，即使足球射进门后也听不到一声的欢呼，自始至终全场观众都是静悄悄地端坐着，场内广播也不断地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那时读中文报纸可比现在容易，报刊上的词汇有限都是些政治谩骂，不是大揭大批就是打倒，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一下子就看完了一张。现在街上的报摊书报、杂志目不暇接，我那文革时代学的“帝国主义走狗、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术语，如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天我想告诉中国人“我家后面有一个花园。”但我出口的是文革词汇，说成“我有一片自留地。”中国朋友个个笑得前仰后栽的。故用我的文革汉语水准来读这些新时代的刊物，我已很难读懂了，好多改革开放后的新名词都不认识，也才感受到中文如此美不胜收。还记得76年岁末时，我读过《大众电影》上刘晓庆的一文，题为：《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前年我又拜读到她的新文，题为：《我是中国的亿万富姐》。

    70、80年代时，来中国的西方人临行前的准备是颇费功夫的，从食品、服装到洗发水、药品等日用品都得自己背到中国来。那时中国城镇的商店门外到处都是龙蛇阵，什么大葱队、白菜队、排骨队、豆腐队。购买食品、日用品得凭名目繁多的票证，市民手中都攥着一堆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等等。我的同屋一天下午买回来一双绿色的“解放胶鞋”，实际上这双鞋她穿着小一号，但当时商店里大一号的鞋都卖光了，“卖光了”是那个年代中国商店里售货员的口头语。于是我的同屋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双“小鞋”，因为时值月底她手中的鞋票次日即过期作废。文革后听到过一则关于票证的黑色幽默，当年林彪倒台后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位农村公社书记，在揭批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他林彪反党集团想逃跑，革命群众是不会让阶级敌人轻易得逞的。我们只要扣发这一伙人的副食证、粮票，看他们还怎么吃饭，这帮坏蛋们不久就会饿死了。”

    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国朋友，在街头的那间“工农兵副食店”，排在面包队里40分钟后好不容易快挨到他了。这时听到前面一位老妇询问售货员：“同志，这面包新鲜吗？”售货小姐不高兴了，大声回敬道：“您这是什么话呀？当然新鲜了，昨天才做的。”法国人闻后吓得撒腿逃窜。怎么可能隔夜的面包今天居然还敢卖。由于那个时代面包是奢侈品，我们留学生就自己动手土法炮制，用大学食堂里的馒头切成片，自制了铁丝架全当烤面包机，将馒头片架在煤气炉上烘烤成“吐司tost”，再用中国人夹煤饼的铁夹子翻面，没有黄油、果酱，就抹上芝麻酱。最具创意的要算是喝咖啡，有同学从欧洲探亲带回来稀罕的咖啡，我们用中国瓷茶壶泡上，冲咖啡时没有过滤纸，那时候中国的卫生纸十分粗糙，我们就在茶杯上铺上一张卫生纸来过滤咖啡渣滓。

    直到80年代后期大城市里的涉外宾馆、友谊商店都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大概是85年时，一位美国人携其华人太太进北京饭店，该太太被门卫挡在门外，因为她是华裔长着副中国人脸。美国先生气愤地一通抗议，在世界各地皆没遭遇过不让华人入内的歧视。他的吵闹声惊动了饭店高层，这才被破例让进门。过了两天这位太太去友谊商店，门卫照样一见中国脸就二话不说地拦下来。那位太太诧异地问：“昨天我与先生一同来过，没问题。为何今天就不行了呢？”门卫答：“昨天你是陪老外来的，今天你一人过来就不能放你进去。中国人就是不让进。”

    5中国人应珍惜当今的改革开放

    如今一些中国朋友与我聊起往昔来，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充满了怀念。认为过去虽然大家都穷，但那个时代官员生活简朴、廉洁奉公，而且社会治安好，无下海、下岗，也没有现今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大潮的人欲横流，以前人与人之间充满助人为乐的友爱。但我希望中国人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去的那个政治炼狱时代，人民所遭受的身心迫害，我是亲历过的。比如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被通知参加紧急政治批斗会。一位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的女同学正在申请入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组织的忠诚，她将致海外亲人的信奉上党的书记过目。信上的一句话立刻被政治觉悟、革命警惕性都极高的领导识破。女同学在规劝家人返乡报国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于是她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判她将光荣、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别有用心地诬蔑为“狗窝”。这太反动透顶了，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位可怜的女生为此被批斗了无数次，每天写悔过书。80年代末，一位当年从不搭理我的女同学来到我下榻的宾馆探望。提起往昔来，她回忆说，当年她姐姐在一间大百货商场里任职，其职责是着便装每天从早到晚在商场里巡逻。专门监视是否有中国人与外宾交谈，若发现敌情，姐姐会当即凑上前去记下谈话内容，然后一五一十地向保卫部门汇报。由于这位同学知晓与外国人交谈的严重后果，故当年的她对外国同学便极其地回避。

    中国人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回忆，就连到了80年代后期仍心有余悸。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黯然下台时，一位英国人的哥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中国朋友得知后十分同情地问他：“你哥哥这下该大祸临头了吧，他一定会被抓去蹲监狱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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