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其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及坦诚的人品。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19 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与周交谈感觉他对西方持友善态度，他多次表示愿意与西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并期望与美国接触。比如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3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礼貌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但周没提到他曾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不过周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尤其关心西方左派政党及左派革命的现状，打听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还询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对于北美共产党还相当薄弱十分感叹。我们又汇报说，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非常吃惊周坦白中国还很落后，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其他中国官员的口气及报刊上，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也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的方面。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二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坐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象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的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三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力，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从容不迫的周相比，张春桥、王洪文则显得冷漠和不自然。

    4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的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参观南京中山陵时，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座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份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说：“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的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由于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这些活生生地美好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地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19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三岁的男孩在溜达，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直眉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叫道：“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刚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饥荒遍野的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见不到几个顾客更没看到任何排队现象。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当前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高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无论如何没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

    5台上是样板戏，台下是另一番戏

    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坠，两位护士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扶助了她。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的是，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31年后的上个月我又去过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革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red river vlley》(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幅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在延安共产党干校礼堂，我看到正前方悬挂着一幅共产党领导人毛、周、朱和林彪的合影，过了几年后我再次看到这幅合影时，相同照片上的林彪已不知去向了。

    在中国期间，我们每天参观那些惊人成就的工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还有“江山如此多娇”的名胜风景，餐餐享受过年般的盛宴。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我发现中方对西方人还是相当警惕的，或者说我们随时被监视着。比如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位法国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当时我就发现房间的隔壁有人在监听。宾馆走廊里总有三三两两的便衣闲逛着，这些便衣与服务员的模样不同极易辨认出来，而且他们都懂英文。也常有人敲房门进屋来一下子是送开水，一下子是送茶杯什么的。

    有一次与西安附近一个市的市长会面时，我们也遇到了尴尬。市长身旁的翻译是位年青的女孩子，那个时代中国已闭关锁国了一段长时间，英语人才匮乏，即使会讲英语者也因未有机会与外国人实践，其英语显得生硬或不是地道自然的英语。那位市长致欢迎词后，小姑娘开始了她的翻译。待其英语一出口我们都大笑起来。小姑娘的英语不仅是“古典版”，而且还用的是非正式的俗语。她翻译的是：“we're tickled pk to see you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没想到外国人的轰笑会惹来如此之大的麻烦。那位市长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嘲笑他，一下子铁青着脸当着外宾的面，大声斥责那可怜的小姑娘没将他的话如实翻译。姑娘被骂得顿时委屈地大哭起来。这下子我们惊惶失措起来，在西方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主人都不会在客人面前怒骂自家人，因为会见客人时发怒，这是对客人的不敬也暴露出主人的涵养欠佳。我对那位女翻译的遭遇十分难过同情，代表团成员也为此非常狼狈，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由于我会汉语，便责无旁贷地替女翻译开脱，好言相劝铁青着脸怒气冲冲的市长，解释这不过是句英语玩笑。我向他保证，外国人绝不是在嘲笑他。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去年我看电影《刮痧》时，其中男主人公，一位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他在其美国老板面前责打自己的小儿子，还说打自己的孩子是为了给老板面子。美国人不领情地喊道：“打孩子是为了给我面子，这是什么中国逻辑。”显然中西待客礼仪有多么大的差异。

    6满嘴文革口号的陈永贵

    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被特意安排前往大寨参观社会主义的模范农村。在大寨我们看到地里的庄稼都茁壮成长着，玉米似胳膊那么长。农民养老院里，几位悠闲的六、七十岁退休老人在下棋、读书、晒太阳，一院幸福的晚景画面。这些老人邀请外国客人与他们一起下田试试，我们来到一块地里参加翻土劳动，为春耕播种做准备。老外们个个累的汗流夹背呼呼喘粗气，实在不是这些中国老人的对手。老农民一边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笑我们虚弱无能。他们指着我们的白皮肤说：“你看，你们这么白，汗毛这么浓这么长，一看就知道没有经过风雨，不是劳动人民。”就这样，我们西方人在中国退休的老农民面前丢了脸，显然中国的农民不仅比外国人身体棒，而且更能吃苦耐劳。

    从北京去大寨的来回，劳动模范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陪伴了我们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此人头上总缠着白毛巾而且烟瘾极大，他的长烟袋抽完一袋后就接着再装上一袋。三天里陈永贵说了不少话，但回想起来又觉得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没说过一句正常人的话，只要一开口就离不开政治术语、革命口号，要不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提到大寨时，陈的自豪尽显无疑。他说：“大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硕果。”要不就是：“我们革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冲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农业年年大丰收”三天里陈永贵不呼口号就不会说话，最后待他一开口吐那些豪言壮语时，我的脑袋就开始犯晕。由于我当时完全是中国政治形势盲，因此对这位“口号机器”的举止很是奇怪，怀疑他精神是否有问题。

    7结束中国考察后遗留一堆问号

    1971年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皆是一片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结束“考察”后，留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天堂，中国人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有工业、农业年年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增产增收，人民公社集体大食堂里的美味午餐，商店里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如图画般地完美，这令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一个问号？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当时中国对外封闭这么多年，外国人无从了解其“庐山真面目”，我的疑问也自然无法找到答案。这也就是当周恩来总理询问我们对中国的观感时，我们也只能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回答：“好、好，很好。”后来在北美听到过一则黑色幽默。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一位4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他曾是尼克松的校友，当时中方担心尼氏若心血来潮打算拜访从前的华人校友，这可如何是好？因此为了这个万一的可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前夕，这位尼氏校友被临时从反革命牛棚里借出来，安排住进北京一座事先布置好的独立四合院里。这位先生一夜间从地狱跨越到天堂，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的豪华住所令其一下子晕头转向起来，在“自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