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外侃中国－－换双眼睛看自己【连载完】》

    郭莹的简历(图)

    郭莹；英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做为专栏作家，为港台、新加坡、欧洲，及中国大陆数十家媒体报道西方世界。著有环球行纪实《相识西风》。并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评论员。

    今次郭莹转换角度与场景，以西方视角观照东方，专程赴欧洲、北美、澳州、港台及中国大陆，采访了数十位在大中华地区生活过的西方人，完成《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实录。此实录中，老外畅谈在中国大陆、港台，生活、学习、工作、婚恋及与中国人交往的经历经验。值得关注的是，此书是国内外首部西方人集体谈中国实录，极具特别意义。

    郭莹的英国丈夫汉学家霍布恩(br holton)，《水浒传》苏格兰文本译者，杨炼诗歌集的英译者，同时英译过大量中国古典诗词。被纳入牛津翻译家词典，并被誉为英国汉英翻译最出色的前三甲之一。

    序言一：老外侃中国（1）(图)

    郭莹和丈夫布莱恩霍顿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下午，从英国至北京再至杭州的飞机一落地，时差即折磨得我颠三倒四的，面对眼前这个新的大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心中顿生一种陌生感头也昏沉沉的。此时暖风轻轻地拂着，眼前茫茫的一片都笼罩在黄褐色的尘土中。没有人来接我，心中也未曾有过这种奢望。方才在机上跟一位中国工程师搭讪过，出了机场便老着脸皮搭了他的便车。六个人挤进一辆拉达牌老爷车，半小时后进到了杭州市。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这个美丽的城市，知道当年马可波罗曾在这里的街上逍遥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子湖风景称得上天下一绝，历来是天下有情人观光的圣地。而今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灰蒙蒙、“历史”般的旧城市。马路的一侧是久经世纪沧桑的欧式建筑；另一侧则展览着外观已斑驳了的，五、六十年代兴建的一座座斯大林式住宅楼，楼群中间夹杂着一排排的老木屋因不堪棚顶的重压时不时地唧唧作响着。成群结队的自行车波涛任意地穿行于货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喇叭声、喘息声混成一片，场面好不热闹。(说得严重点，眼前的一切简直就是乱了规矩。一、二十年前的中国压根就无交通规则可言，许多车辆甚至背道而驰，虽然按规矩都得靠右行驶，无奈马路上却没有几个将交通规则当回事的人。)

    远离苏格兰边陲舍尔科克的家乡，经过三天的跋涉，我总算来到了这里。眼下我正在校园内的老宅里冲着冷水淋浴，热水得每天花钱去楼道中一长溜2立升容量的热水器那汲水。我在中国的日子过得可真够简朴的，简直跟苏格兰偏远的艾特里科谷地农家差不多。又转念一想，英国人不是同样经历过苦日子吗。战后五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的经典段子是，街道上可以听到母亲拉开窗户对着户外贪玩的儿子，大声喊道：“约翰，还不赶快回家吃你那半个鸡蛋，你再晚回来一会儿，你哥就要将属于你的那一半吞到肚里去了。”

    抵达的当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开始了首次的西湖游。夜暮下湖面波光艳潋，纵横交织着的小桥和堤岸于华灯掩映之下闪闪发光。断桥边的湖畔小亭里不时地飘来悠悠地方唱腔。凑近观赏发现戏班子虽小，但琵琶、二胡、笛子却样样齐全。要是哪位路人有兴致放下自行车，街头艺术家当即会为知音献上拿手的一曲。我独自立在岸边，眺望湖面，静静地聆听着，仔细回味眼前已企盼了多年的东方风情画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早年不知吟诵过多少遍的一系列赞美西湖的诗篇，简直犹如置身于幻境，然而此刻的所见所闻提醒着我，以往我曾期盼过的一切诗情画意都已梦想成真。刹那间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我知道这是喜悦的泪水，欣慰的泪水。因为我总算“回家了”，回到了我无数次梦萦过的古书中的中国。

    这个感动、美好的傍晚以后，我开始了一个老外体验中国的日子。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摆脱了饱受磨难的文革时代，振兴的新时期有艰辛也有喜悦，有迷惘也有惊奇。杭州城里的老外们喝上几杯当地的虎咆啤酒后，大家开始摆起彻夜龙门阵，大聊特聊在中国的“活见鬼”。人人表示一旦给“鬼”缠上，你就没得着，这个“鬼”意指老外无法忍受的一些中国现象。比如吵吵闹闹、拥挤不堪的街道，尘土飞扬、四周脏兮兮的环境。到了公车站前你用不着劳神地去寻找队伍，当汽车进站时，你立即会被不知从何冒出来的、奔涌向前的人流所吞没。询问周围人为何不排队，回答是：“人太多了，排不过来。”还有令人痛恨的托托拉拉官僚主义态度等。那年我落脚杭大时，结识了一些“中国通”的西方留学生，比如几个德国人已在留学生楼住了三四年。这些老前辈们兴起了一个中国“怨恨日”的节目，只要有人哪天碰上什么倒霉的“鬼”，比方说在邮局白白站上一个半钟头的队，结果发现自己的包裹被人动过，里面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者在火车站排了老半天的队，终于挨到售票窗口时被告知一周内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下周能否买到“鬼”才知道。谁要遇上这么一天，准会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赶回校园，逢人就嚷嚷，骂自己倒了八辈子楣，在中国又活见鬼了。这时候准有自告奋勇者赶到小卖部买上两箱啤酒，然后在中国路人好奇地注目下用单车歪七扭八地驮回来。还有人会慷慨地奉献出珍藏已久的欧洲奶酪或巧克力，于是大伙儿聚在一块开怀痛饮，口里不停地数落着中国。直到把想骂的都骂完，心中的怨气全部“倾囊而出”后，待大家一块儿出外吃饭时已变得啥事没有的样子了。这个中国“怨恨日”还真管用，记得一个月内只有那么一两次。

    显然事情得从两方面来看，也许在中国人眼中，我们这些老外不过是些面色绯红的傻大个，对于中国的细节礼数却知之甚少，难免每天自身的“洋礼数”与当地的“土礼数”较着劲。在我们抱怨中国式的厕所，遭遇了某某官僚的扑克脸色后唠叨个没完的时候。然而中国百姓却觉得老外对中国的礼数实在是不上路，简单地举例来说，老外不懂中国人的敬烟规矩、不懂怎么端茶待客，甚至不懂如何与来访的中国客人道别。而老外娶的所谓“中国美女”，在中国人眼中根本是些丑得没边的“困难户”，“丑”的原因是嘴巴太大、皮肤太黑、眯缝眼单眼皮。最令中国朋友难堪的要算一伙人聚餐后，老外居然个个正襟危坐、神态庄重地平摊人头餐费。老外要求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但中国人却觉得大家挤在一起习惯了，住得太安静了反倒寂寞。大家毗邻而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地互通音讯、守望相助，才算人情味。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被中国人称为“老外”者，在中国被归于何方圣人呢?汉语中“老外”这个词含有敬意和友好，丝毫没有贬低的涵义。奇怪的是，这个词居然找不到一个中听的对应词汇。做为一个老外，又该如何称呼一个中国人呢?表面上可用“小”字来对应“老”字，但用“小”来称呼长者就说不过去了。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甚至忌讳用“老某”来称呼他们。一次在大学办公室里，一位男士推门打听：“老徐在吗？”端坐在办公桌背后的徐教授自己搭腔了：“这里没有‘老徐’，只有‘徐老’。”再说“外”字的对应词是“内”，按这种逻辑推论，当中国人呼我“老外”时，我理应回称他们“小内”。谢天谢地，我还没如此弱智地去实践。

    序言一：老外侃中国（2）

    七十年前，有本人手一册的“红宝书”-《中国手册》中，作者克劳曾告诫那些蠢蠢欲动的游客：“任何人在中国呆上些时日，准会对那里的一些风俗留下深刻的印象，身临其境的体验与原心目中的中国反差实在太大。谁在这个国家呆得时间越长，他得到的这种素材便多得不可胜数。中国的奇闻趣事层出不穷，在中国过日子既增知识，也长见闻。”克劳所言极是。凡在中国住过的老外，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他们看来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难免令其迷惑不解，不过事后又觉得新奇好玩。周围的老外都有过这种切身体会，差不多每个人待他们返回西方家乡时，都觉得自己的生活与来中国前变了个样。

    二十五年前来中国的老外屈指可数，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杭州城里的外国商人和外国留学生，包括在那里求学的非洲人，充其量不到一百人。外国留学生刚开始学汉语时，光听人家一通讲，却不知对方所云，其尴尬场面可想而知。好在当地人友好，性格又随和，中国人的耐心使得汉语刚入门的老外嗑嗑吧吧的交谈得以撑下去。当然由于很多中国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进修英文，以致于有时要我们用蹩脚的汉语来同英语流利的中国人交谈，没几个老外有这种信心。

    即使在前几年，外国人仍然很难融入当地中国人社群。外国商人常被翻译弄得云里雾里，游客又有导游从中搞鬼，那些独步走四方的自助旅游者可惜不懂当地方言，无法与中国百姓打成一片。另外的现实是，外国商人住在舒适的五星级宾馆里；外籍教师被安顿在高墙深院中(中国校方解释，外事楼门外筑一道高墙，是“为了保护你们”。)；外国学生则被“孤立”于留学生楼中。登门探访老外的中国客人要被门房扣留证件，所登记的个人资料会被存档。个别胆大妄为的老外一下飞机即入住到中国友人家里，午夜时分接获邻居通报赶上门来的派出所民警，严肃地强制其当下转移到涉外宾馆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如今的情形好多了，每年来中国的老外也越来越多。去年仅美国就派出2600名留学生到中国的各大学。回想起1975年当我和四位中文系同学毕业时，哪有机会来中国，奖学金根本就是白日梦。现在凡是学中文的本科生管他乐意与否，都会被派来中国呆上些时日，研究生按规定得呆上好几年。爱丁堡大学中文系1975年仅毕业了5个学生，现在每年毕业生都在25人以上。在英国，如今开设汉语课的大学比30年前多了三倍。在中国定居的老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多，往来的次数也比过去更频繁，使得现今中外之间的交流变得异乎寻常地容易起来了。

    我本人梦游中国的旅程起步很早。父母两家族里有好几个亲戚先后到过中国和日本。他们当年在一些巨轮上当机械师，那些船通常自格拉斯哥或者利物浦开出，驶往香港、广州、上海和横滨。孩提时代，我曾随父母长住西非，每年都会坐船回苏格兰度夏。五岁那年，我与孪生兄弟以及我们的小弟为求上进，回到苏格兰开始了学业。那时我才发现亲戚家中象我们家一样，有好多远方来的奇珍异物。不同的是，我们家里全是非洲的家具和饰物，亲戚们喜欢的却是中国和日本的什物。自见识了这些宝贝以后，只要是带有中国和日本意象的东方艺术，都会让我着迷。17岁时，整整一年我都泡在诗歌里。当时在学校里选修了希腊和拉丁文诗歌，后来又着迷起法国象征派文学。我对古老的苏格兰偏远地区歌谣情有独钟，又被休迈克米德的作品给弄得如痴如醉。一些现代派诗人更让我兴奋不已，尤其是艾兹拉庞德和艾略特。有一天在学校的图书馆，我无意中翻出来一本题为《汉语诗歌一百首》薄薄的册子，译者是阿瑟韦利。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惊喜。

    序言一：老外侃中国（3）

    我受过颇具苏格兰古典风格、相当不错的教育。学过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也念过历史和英语语言文学。但是儿时的冲动时时驱使着我去干点别的事情。恰巧那年爱丁堡大学第一次开设了汉语系，这促使我立马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是去学汉语。家里人并不反对，因为他们历来就有周游世界的传统。父亲不但法语造诣深厚同时还能讲几种非洲语言。亲戚们虽然干的是机械行当，但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个个都会，自然不会反对我选择人文学科。可惜高中任课老师对于我决定学中文却大惊小怪，还有几个颇具慧眼的老师，则认定这个性格鲁莽、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走上的是一条漫漫无归路。同伴们有人以为我昏了头，有人则以为我的行为很“酷”(这个字眼那年月刚传入苏格兰)。

    胸怀着世界大同的热忱理想，1971年秋，我在爱丁堡大学中文系开始了本科生涯。那些年，想到中国来旅行压根儿就没门，渴望到中国大陆求学比登天还难。于是我只得闷头博览群书，读的东西比当今一般本科生要多得多。大二我开始念中国古诗和文言文，大三的时候念了哲学和唐诗，还读过不少明清时期的小说。另外每周还少不了递交一篇关于政治和世界大事的汉语小习作。这种教育体制使我受益匪浅，我甚至认为有机会接受此种方式的中文教育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想真正了解中国谈何容易?任教的四位老师当中，三位是英国人，只有一位中国人。那年月中国来的访客几乎绝迹，若大一个爱丁堡，见到的只有讲广东话的香港人，无法与之交流。闭塞的中文环境，使得我除了书本、电影之外，对于其它的中国概念根本一无所知。迫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形势，我逐渐地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潜心研究起中国古代文学，待1975年大学毕业时，我的汉语口语还是开不了口，而脑海里的中国形象，不过是根据零零碎碎的书本知识想象编织出来的图画，确切地说，是随心所欲胡编的“中国水墨画”。但是谁不是这样干呢?几乎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故乡描绘得天花乱坠，然而每个人心目中又都向往着一块神秘的远方乐土。

    老外了解到的中国会是怎样的呢?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此郭莹做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对一些曾经在幅员广大的中国生活过的老外逐个进行访谈，以此来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在郭莹的邀请下，所有的被访者都极乐意将自己的真实感想讲出来。(奇怪的是，以前居然没有人来采访，这又说明了中国作家的一些什么问题?)

    200多年前，在那首〈致虱子，于教堂中一位女士的帽上发现后有感〉的诗中，苏格兰诗人罗勃特彭斯(1759-1796年)曾这样写道：

    哦，什么力量赐我法力，

    俨然旁人看清我们自己!

    这句话也是郭莹的目标。让中国有个参照，让中国的读者听听老外的心声。这中间有的人牢马蚤满腹、怨声载道；有的人则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据理辩护；有的人对中国人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的生存精神赞不绝口；还有人觉得中国闹哄哄的街市中充满着活力，耐人寻味；也有人生畏中国式没完没了地拉家常，尤其是中国人那张大嗓门不知吓倒了多少人。另一些独特的见闻尤其印象深刻。比如，一次在西安，一位副局长递给我的名片颇有意思，上书：“第一副局长(正局长空缺)。”这位官员见我盯着他的名片发愣，便进一步解释说：“我可以享受软卧待遇。”我笑道：“看来我与你待遇相若，有时候我也宽容自己享受一下软卧级别。”一位英国朋友的经验是，有中国人拿他当英语陪练时，若他吐出口语化的英语中国人听不明白时，却指正这位英国人的英语有问题，因为中国出版的英语课本上不是这么教的。另一位瑞典人则抱怨，来北欧访问的中国艺术家身着美国名牌tiberlnd衬衣、皮鞋，居然大言不惭地向北欧人申请经费。令瑞典人匪夷所思的是，穿得起tiberlnd的富裕中国人，向穿不起tiberlnd的欧洲穷人讨要资助，也太离谱了吧。显然这位瑞典人不知底细，中国人通身上下的顶级名牌大都出自北京秀水摊贩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口述人的本意都是善良的，个个都将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乡来关爱。如今世界公民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如果我们期望多理解一些自己的邻居，首先我们就得互相多增进交流。世界虽大，但在新时代这个网络电子村中，使得人人都成了近邻。

    郭莹这人生性好奇，钻劲十足，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