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的政治恐惧明显地消失了，再没听说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了。而西方二十年前也曾对中国充满了恐惧。1980年，一位爱尔兰人从美国纽约直飞北京。登机前地勤职员查票时发现此君居然持的是单程票，于是惊恐地问他：“你持单程票去中国，那可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日后你可怎么从铁幕里逃出来呀？”待这位仁兄踏进中国民航的头等舱后才发现整个机舱只有他这一名乘客。空姐过来询问他想喝什么酒，他表示要白葡萄酒( white e)，空姐听成了白酒，于是转身回来递给他一大缸中国烈酒。殷勤的空姐就这么照顾了他一路的白酒，当该先生抵达北京时仍就酣然梦乡中。

    6三代留华师生的三首歌

    前不久我与自己当年的汉语老师及我教过的学生，三代汉语系师生聚会。我的老师曾于48年-51年在北大做研究生，当年他是北京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我76年抵达北京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英国留学生。而我的学生前年去北京人民大学留学时，北京已每年都有上百名英国留学生。我们三代留华学生拿手唱的中国歌曲，也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我的老师唱的是40年代末解放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我唱的是文革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我的学生唱的则是港台流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自1976年起至今，我每年都回中国看看我的第二故乡，亲眼见识了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步步的历程和了不起的成就。亲历了我们这些汉语专业毕业生，从被西方百姓认为荒废大学时光去啃那个“没用、已经被淘汰了的古董”。到如今西方人听说你会讲汉语时，就立即翘起大拇指赞叹：“会中国话，你真聪明。”。从英国曾只有四、五间大学有汉语课，而学生只有小猫三、五只，到现在不但英国各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还有场场爆满的夜校课，甚至连一些中学里汉语也成为必修课。有次我在英国度假胜地黑池遇见一位13岁女孩，她听说我会汉语，当即用她在学校里学来的汉语歌曲兴奋地唱给我听：“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地快、跑地快。”

    1向往功成名就的中国大学生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s it gog?””oh, it's jt‘ti fn!’”(“你今天怎样？我今天太麻烦了。”)或”you're relly‘shuidi le!’”“你真是帅呆了。”留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姐们扎堆解解闷，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介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港台的官员、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前呼后拥，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岑岑地进门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一介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2安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

    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3为白领、洋楼放弃天伦之乐是残酷的人生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在西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介大学教授，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知识分子，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甚至司机、花匠。而一个女博士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对于这样的婚姻无人认为他高攀了，也无人“惋惜”她低就了，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惯了的事。从电视上看到一位中国东北女大学生“下嫁”四川农民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城乡差别，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相差悬殊。

    我刚来香港时，常与大楼的门卫站在门口闲聊，这位看门人会讲普通话，他建议我去唱卡拉ok，这样我的汉语将会突飞猛进。可是一天一位同事劝告我说：“你最好别与看门人聊那么多，我们都只是与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从不与其聊天。我知道也许在你们欧洲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可是不一样。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拚出自己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周围西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拚，已四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蹈家、自由教师，还有自由护士、自由译者、自由教练等，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是比在本国高出一、二倍。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国人答：“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4中国人是否“疯了”/

    郭莹你才提到，中国人不眷念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千方百计地奔往陌生、言语不通的异乡，其中的悲哀老外无法理解。58名中国人蛇闷死多佛的惨剧曝光后，一位靠救济金过活的英国人，从电视上得知中国非法移民都付出了一万至两万英镑的“运输费”后，痛心疾首地跑来对你大喊大叫：“上帝呀，我这辈子还从无缘见识过这么一大笔巨款呢。欠一屁股高利贷债，就为了挤上肮脏危险的“死亡货柜”，背井离乡来英国的中餐馆出卖苦力？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疯了、疯了，彻底疯了。”西方城市里的中国城确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也为外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美味中餐。但另一面，中餐馆员工常每天劳作12、13个小时，有的中餐外卖店因违规超时营业，多次被当地政府警告，因此中餐馆被社会学家斥责为“血汗餐馆”。而中餐馆门外泊着的豪华房车，西方人驻足艳羡之余，大家明白这都是点滴血汗换来的。

    香港一间机构打算请一位英国大学者来港工作，该学究目前隐居法国乡间当农夫种葡萄卖。港方开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婉拒后，港方随即将薪水提高一个档次，又再次被回绝。此公每拒绝一次后，港方就将俸禄再升一个高度，经两个回合的拉据，最后蹿升到200万港币的年薪。但那位英国学者就是舍不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他经营葡萄园虽只能过极简朴的生活，若想上馆子、买衣服都得周密筹划，不能随便乱花一个铜板。这情景使港人转不过弯来，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襟见肘，那为何面对百万合同，居然不受诱惑仍蛰居农舍。英国隐士的回答是：“我不感兴趣挣大钱。”对此，华人朋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挣一年的钱也就成百万富翁了。”此公对中国人动辄以金钱为诱饵的态度甚反感。一位香港武侠畅销书作家寄来张空白支票与他，望这位汉学大师将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允诺空白支票就是请大师随意开天价。英国学者当即恼怒地将支票撕烂，斥责这是对其学术的侮辱及对其人格的贬低。

    一、二百年前，欧洲有一首民谣：“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那小小的财富。”当今新世纪西方流行的观念是“过普通人的生活”。享受老百姓柴米油盐淡而淳的日子，这是难得的舒心快活。现在许多西方人都认识到，拚命工作挣钱是多么地亏待自己及家人，于是一些人开始辞掉大城市的工作搬到中小城镇，找份薪水不高但更轻松的工作，这样不但使得自己有空余拓展业余爱好，也加深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并能回归大自然。而在大城市里每天披星戴月地劳作，无暇娱乐，这种工作机器的岁月不是“人的生活”。西欧、美国都有过民意调查，面对一份高工资高节奏的工作，和一份低工资低压力的工作之间，你如何选择？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表态说工资低些没所谓，更看重多些业余生活。

    一位在纽约华尔街附近一间餐馆打工的中国b留学生，一晚对着餐馆大厨再次老生常谈地发誓说：“看着吧，总有一朝我会打入华尔街去。”大厨侧过脸来好奇地询问他：“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中国b利落地应声道：“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厨又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b一时语塞起来。大厨叹口气嘟囔道：“要是经济继续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中国b差点惊了个跟头，他觉得不是大厨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听，眼前这位自己一向视为低一头的大老粗，跟银行家岂能扯得上。大厨盯着惊呆了的b解释说：“我以前就在华尔街的银行里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午夜后才回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生涯。我年青的时候就喜爱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二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这样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中国人对成功、失败、快乐、悲哀有比较概念化的一统模式。说得言重一些，就是活着挣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显耀的面子。对西方人来说，则更看中体现个人特性和自我价值的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干了两年律师后突然决定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瑞典按摩术，日后更成为一名职业按摩女郎。在西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干事业的兴趣和自在愉快。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其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与别人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通过其他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