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燕赵义军在王须拔和魏刀儿的指挥下，兵分三路下太行。一路由恒山义军首领赵万海统率，越过太行井陉，向太原发动攻势，牵制太原方向的帝国军队；一路由上谷义军首领黄子英统率，向河间、信都一线发动攻势，以牵制河北北部的帝国军队；一路则由王须拔、魏刀儿、甄翟儿等义军最高统帅指挥，率燕赵义军全部主力向雁门郡发起了攻击，试图占据代北，与大漠连成一片，与北虏建盟，继而为新建的大燕国开拓一块根基之地。

    皇帝和行宫就在太原郡的汾阳宫，汾阳宫距离太原郡首府晋阳城不过一百余里，距离雁门郡首府雁门城也只有三百余里。燕赵义军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还“偏向虎山行”，倾尽主力攻打太原和雁门，其背后必有深意。

    燕赵义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后，代、晋两地的镇戍军为了确保皇帝和行宫的安全，确保代、晋地区的稳定，不得不从长城防线紧急抽调精锐南下戡乱平叛，代北长城一线的镇戍力量随之削弱。

    中枢深陷困境，左右为难。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的本意，是想向北虏施加威压，哪料到国内叛贼异常猖獗，竟然不顾死活攻打代、晋，威胁皇帝和行宫的安全，这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和行宫不但没有表现出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反而给一群国内叛贼击中了“要害”，暴露出了中土内忧外困、色厉荏苒之真面目。

    帝国的北疆镇戍遭遇到了空前困境，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乃至北巡塞外本意是为了掩盖北疆镇戍岌岌可危的真相，这一事实若给大漠北虏知晓，必然会激起北虏南下入侵之野心，南北战争必然要爆发，而帝国在北疆一线则必然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无力抵御大漠北虏和燕赵叛贼的联手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一些东都的留守大臣们。还有行宫的中枢大臣们，连番上奏，恳请皇帝尽快返回东都。以免重蹈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覆辙。假设一下，假若北虏南侵，皇帝不幸战败于北疆，其对帝国造成的冲击、对皇帝和中枢所造成的伤害必定异常严重。甚至可能动摇到帝国之根基。

    皇帝固执而自负，坚决要留在太原，要秋后巡塞，为此他命令代、晋镇戍军倾尽全力戡乱平叛，督导代、晋地方郡县倾尽全力进行备战。催促东都在向江左、荆襄等地征缴钱粮徭役的同时倾尽全力向北疆边镇输送战争物资。

    皇帝对大臣们的恳请做了最为简单的答复：朕留在北疆，北疆必能守住，但朕若离开北疆，则北疆必失。大臣们相顾失色，惶恐无语。

    皇帝说的是大实话。抛开去年的第三次东征不说，单以今年北疆镇戍来说，东都的众多政治集团、帝国军方乃至地方势力的反对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就算皇帝亲自坐镇太原。为即将开始的南北战争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但积极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不论是东都的各政治集团还是帝国军方乃至地方郡县，都在公开或者暗中阻挠甚至是直接反对皇帝发动南北战争。而实际情况是，虽然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一直在努力阻止北虏的发展和入侵，但形势到了今天这一步，他们数年来的努力已告失败。北虏还是发展起来并积极准备入侵。真正要发动南北战争的是北虏，而不是皇帝和中枢。遗憾的是。帝国政治上的斗争已经失控，帝国各政治集团已经被狭隘的利益和欲望所蒙蔽。为了推翻皇帝和他所坚持的改革，为了谋取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和世家门阀的私利，他们置中土芸芸众生于不顾，不惜昧着良心说假话，不惜颠倒黑白，甚至不惜为此埋葬帝国，不惜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

    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皇帝留在北疆，远离帝国政治纷争的大漩涡，反而能做些事情，反之，皇帝若回到东都，整天殚精竭虑与各政治集团、各地方势力“斗智斗勇”，必定一事无成，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疆惨遭北虏的践踏和蹂躏。

    但在帝国权贵们看来，皇帝以失控而荒谬的变态心理，以失去理智般的决心，强制性的把自己和帝国中枢留在北疆，与北疆镇戍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最终手段，用帝国和自己的生死存亡，来要挟帝国的整个士族集团，迫使帝国的贵族们做出妥协，支持他发动南北战争。

    而事实正如帝国权贵们所猜测，此后皇帝和行宫一而再再而三向东都、卫府及各地方官府发出诏令，要钱粮，要军队，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