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姑姑住在静安寺旁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丁堡公寓。她没有自己的家，父亲的家她是永远不可能再回去的了，母亲也随着她的美国男人去了新加坡。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姑侄二人相依为命。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她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姑姑张茂渊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女人，很有文学上的天赋。与姑姑在一起，确实给了她不少的抚慰与温馨。姑姑洗头发，头发太脏，水都显得有些黑了，张爱玲在一旁看着笑，姑姑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以前姑姑在无线电台上当播音员，报告新闻，播诵社论，每天念半个小时，工资颇高。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元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张爱玲有一次把上海“爱德华七世路”弄错了，说成“爱德华八世路”，姑姑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

    张爱玲对姑姑说：“姑姑说话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姑姑照例说她不懂这些，她不喜欢文人，对“周作人他们的”也不感兴趣，所以要处处撇清。

    但姑姑说起话来实在很有情趣，像炎樱一样。有一次说到子静站在她面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张爱玲觉得“吧达吧达”形容得真好，姑姑也颇自负，说自己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纳鞋底”。⑩与姑姑在一起，就像是自己的家，比自己的家里更有情趣。姑姑脾气与她相近，两人像一对朋友（就像与炎樱）一样地相与笑乐。张爱玲说，姑姑“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常常抱怨：”和你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张爱玲说：”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11）爱玲与姑姑、炎樱或后来的苏青，不管是再近的亲戚，再好的朋友，在钱财上照样是分明的，这是她做人的原则。因为她已自食其力，赚了钱，再不像从前那样寄生于父母家中了。

    她感到钱的重要，从不讳言她喜欢钱。姑姑说她是个“财迷”，常常说她“不知道你从哪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总是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个俗人，甚至怀疑这俗是天生的。

    在这所大伙杂居的公寓里，左邻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