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的是影片《新生》和《渔家女》；十二月号上发表学术随笔《妖魔与神仙》，评论中国的宗教。③她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又改写成中文，收在集子里的有《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1941年12月进入上海租界，原来“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被日寇控制，次年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成“中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沦陷期间共拍的80多部影片大都湮没无闻，成为电影史的空档。张爱玲的影评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2年，张爱玲看了轰动一时的两部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
前者由严俊、王熙春主演，后者系根据美国电影《情谎记》改编，由陈云裳、白光主演，李萍情导演。
这两部影片都涉及到“妇德”问题。《梅娘曲》里丈夫寻花问柳，到“台基”上去玩弄人家的女人。把他的妻子梅娘一人撇在家中，一个坏蛋骗她说自己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邀她去任校长之职，这个有点知识想做一点事业的女人信以为真，就去了。坏蛋把她引诱到不名誉的“台基”上，恰巧，她的丈夫又来玩弄“人家人”了。夫妻双方打了个照面，丈夫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话辩解的余地，就被丈夫休掉了。《桃李争春》虽然是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可是这题材却贴近中国人的心理。丈夫在醉后**的诱惑之下与情人发生关系，情妇怀孕了，他的贤妻为了“传宗接代”的那点骨血，含辛茹苦地照顾丈夫情妇肚子里的孩子，极力阻止那个女人打胎。
这两部电影可以说写的都是东方女子的心理与命运，张爱玲在《借银灯》这篇评论中说：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梅娘曲》写“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自己行为辨护——引者）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
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
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剧作者对这么一个可以深刻挖掘的社会题材轻易地放弃了，只把它看成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未免可惜。《桃李争春》的风格虽然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相互拥抱入睡的那一幕。但是：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有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张爱玲眼界很高，从剧中的立意，到演员的演出对这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做了入木三分的，而又是忠肯的批评。
《中国的家庭教育》（chind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张爱玲后来将之改写成中文，名为《银宫就学记》，它评的是黄河、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新生》和周璇、顾也鲁主演的《渔家女》。
《新生》写一个男大学生拿着父母给他读书的钱挥霍到胡乱应酬与女人身上，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这位女学生和男主角交朋友纯粹为了学习上的交流知识，当他想进一步发展时，被她拒绝了。这位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内地教书，成为一个美丽能干的教务主任。男主角受其影响回心向善，加入了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张爱玲肯定了电影的主题“农村的纯洁为都市的罪恶玷污”的意义，也肯定主人公“自新”的表现。但主人公“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新生》另提出了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有传染性的环境。”
电影《渔家女》写一个教西洋美术的画家，爱上一个没有文化的渔家姑娘，便教她学习，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说她配不上他。美术家激动他说，“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虽然他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梭式的景仰，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教她识字。因此，美术家与父亲闹翻，出来谋求独立，穷困潦倒，一位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位阔小姐便诡计多端地破坏他与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那个收买灵魂的女人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这是一个风格甜净的轻喜剧，张爱玲用她那又幽默又尖刻的笔调嘲讽这位美术家，也挖苦了中国历代文人：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
张爱玲对这个大团圆喜剧的结局也深为怀疑：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张爱玲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对中国人的心理的剖析表现出罕见的犀利。
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独到的见解。她像林语堂那样能用英文写的学术随笔，也同样地轻松可喜。驾驭“中国的宗教”这样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爱玲站在中国宗教的大门口，以一个天真少女的眼光往里“张看”，看出了许多新奇的东西。
林语堂那种用英文向洋人宣扬中国文化，用中文向国人宣传外国文化，沟通东西，享誉中外，是张爱玲这种中英文俱佳者的理想事业。张爱玲的幽默才智也不在林语堂之下，两人还有相而是凭悟性做宏观的鸟瞰，不是写艰深的论文，而是漫谈性的学术随笔，张爱玲这篇《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是带有林语堂的风格的作品。
《中国人的宗教》开头说：“这篇东西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的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对中国宗教的随想漫谈，张爱玲也不能算作像钱钟书那样深入中国文化堂奥的学问家，也没有林语堂博学，而是在中国文化之外“隔着适当距离”的审视，不过以一个智慧的女性的心理娓娓道来，常常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妙悟。
她说中国人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在中国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嘴，荒淫——对于欧洲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她说中国人的地狱：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漂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口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判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消磨掉，所以“新鬼大，旧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她看到中国人出于孝心对父母的棺材非常重视，做得非常考究，但在棺材头上却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出殡哭丧时却吹打着音乐《苏三不要哭》，不和谐得有点滑稽。
中国人自己的宗教——道教的天堂，“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还有无职业的散仙。”
虽然天上的仙人们“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但这些比起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对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
中国人对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什么教都可以接受，都不排斥，只不过“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大相信”，对无原则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教都相信一点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张爱玲在最后说：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说来说去，没有坚定的信仰，坚实的生活，有的只是人生的空虚感与怀疑感，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观察都笼统地指向虚无。
中国人不信教，但相信行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敢朝这方面想，只注重眼前的热闹。一个相同的故事，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对中国文化虽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根本上是悲观的，她也没能摆脱中国人的空虚与怀疑。正像她说：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⑨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她愿意像“一个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样才有靠得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