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道。”

    他说，“那也许不是喜爱，是上瘾。”

    她说，“你也许也上瘾。”

    他没置可否。

    过了会儿才说，“我父亲以前在香港有过一个情人。后来回到美国，再也没有回去过。他结婚，有了凯瑟琳，与奎琳在社交场合是做模范夫妻，对她也不错。凯瑟琳十四岁生日那天，他喝醉了，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一句一句地讲着广东话——‘aak ka，畀杯水我，aak ka，aak ka……’”

    淮真自行翻译了一下，“阿琴，给我杯水。”

    他点头，“没人懂广东话，但所有人都知道让他眷恋的不是奎琳。所有人都沉默着，直至他醒来也没人告诉他。祖父也没有，冷冷的看他当众出洋相。他应该比谁都知道，十六年过去了，他还没忘。见过我父亲那天的样子，才知道什么叫上瘾。我不想变成他，祖父更不想。”

    淮真说，“所以你不喜欢华人？”

    他说，“也不是，我不讨厌她。我已经不太想得起她长什么样，只有一些很模糊的片段。香港夏天很热，窗上镶的不是玻璃，是一层薄纱，我还想得起圆形窗户外湿漉漉的芭蕉，蚊子很多，不叮别人，只要我在绝对不会叮别人，抹了什么驱蚊的柠檬草膏也没有用，以至于我现在对热带仍有阴影。半夜被叮醒，看见她从父亲房里出来，坐在我床头摇扇扑蚊子。她话很少，在我记忆里只剩下跪坐在床头永远柔顺谦卑的形象。我喜欢她。但直至很多年以后，见过无数华人女性，她们反反复复印证甚至扭曲了那个跪在我床头的形象。以至于到最后，越来越觉得，华人女性都应该是那样一副绝对服从男性，以致失去面容的模糊脸孔，毫无特色，被昆虫钉钉在展翅板上，成为没有一丝神采的苍白标本，储藏在博物馆里；或者物化自己，给自己与同类标上价格，任人观瞻，任人品评，任人购买，任人宰割。”

    淮真没说话，觉得有点刺痛。

    西方女性已经宣扬“一个女人纯粹美好的自由，比任何性爱都要美妙得多”时，老中国还在父权社会的尾巴上飘摇。有不少白人女孩儿年轻时也嫁给了华人青年，比如从前在萨克拉门托做古董发家阿祥，在他事业尚未起步便取了优莎娜做太太。两人膝下四个儿女，五十岁了，阿祥还想回中国纳小妾，逼得优莎娜与他离了婚，在洛杉矶唐人街拖儿带女的自立门户；他们两个自小在唐人街长大的混血儿子也没逃过一劫，相继与白人女大学生结婚，婚后却出轨好莱坞女星，亲人好友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