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红色革命。避免远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

    但鉴于上海跟欧美国家在距离上的遥远，还有上海赤色分子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担心崩了门牙的美英列强自然不愿意亲自上阵，而是跟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又一次雇佣了日本帝国这个得力的打手。而作为拉拢大日本皇军的代价，蒋介石这条咬不动赤色分子的笨狗，就被美英帝国主义主子给一脚踢开了。

    显然，对于整个社会矛盾丛生的日本来说，这实在是一条期盼已久的空前喜讯。

    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开始以来，日本帝国最主要的外汇来源——生丝出口，就因为西方消费市场的萎缩而受到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九一八事件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矛头直指日本，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式贸易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而在满洲国的掠夺所得，显然远远不够弥补这两条主要财源被切断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清剿满洲抵抗组织的军费开支，同样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最后，又因为中日局部战争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地缓和，而日本和英美的关系也从此变得越来越糟糕——尽管不至于撕破脸皮，但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看……再加上日本穷兵黩武地扩军备战——武器装备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卖，只能烧钱——每年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财政预算被投入军备竞赛！

    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之下，日本帝国的财政经济，已经糟糕到了需要尽快发动新一轮战争掠夺，才能维持生存的地步——并不是国内真的已经完全没有钱了，而是因为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内部矛盾极大。财阀军头们既然不愿掏出哪怕一个字儿来收买民心，那么就只能用对外开战来转移矛盾，把那些不安分的青年军人送上战场弄死，同时借着战争的名义对本土进行严厉管制，确保财阀的利益和国内的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的财阀们很愿意投资战争来赚钱，但却不愿意白白出钱给老百姓提供福利。而马尼拉会议的《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则是大幅度放开了套在日本身上的锁链，使其得以大步踏上战争之路。

    但对于中国，确切地说，是对于被美英帝国主义抛弃的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这就是一个空前的噩耗了。

    同日。国民党中央军八十七师的部分爱国官兵未得上级批准，便自行搜集船只，准备渡江偷袭北岸日军。但尚未出发。就被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何应钦拦下，不仅对他们抗日热情大泼冷水，将参与人员全部缴械关禁闭，还严厉警告说：“……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之后更是补充了一道严令：“……凡是军中将士自请抗敌，敢言抗日者：杀无赦！”

    与此同时。面对从广昌战场上被红军打退回来的部下，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勉强打起精神，在南昌行营会议上安慰他们说道：“……我们怕什么？我们有美国和英国朋友提供的援助。又有德国朋友帮助我们指挥打仗，只要我们愿意卖力气消灭赤匪，一切都不成问题。别看如今日本人跳得厉害，美国和英国朋友很快牵制住日本人的脚步。还会给我们提供军费。我们只要一心剿灭赤匪就行了！大家继续好好地干罢！”

    接下来，对“马尼拉会议”内幕不甚清楚的蒋介石，还在催促老婆宋美龄继续努力活动美国那边的关系，为他尽快争取到更多的美援——眼下的南昌行营已经快要揭不开锅了。

    然后，他就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学到了一则最深刻的真理——任何帝国主义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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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十日，《远东联合反共公约》被公布，蒋介石顿时感到了那种被出卖的屈辱。以及被抛弃的无助。

    ——江浙财团的钱袋子完了，美英帝国主义老爷们又靠不住。当真是连天都要塌下来了！

    然后，没等蒋介石回过神来，他在上个月刚刚以港币等外汇为准备金发行的新钞票，也再次变成了一堆废纸：虽然以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知识水平，多半还无法理解《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在怎么样民智未开的时代，总归是会有那么些明白人的。再加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时政讲座——眼下的国民党当局还没掌握“先进”的无线电干扰技术……于是，刚刚发行出来的新钞票顿时再次沦为废纸，各路杂牌军已经没了跟政府闹饷的心思，索性开始直接到处打家劫舍了。

    当天下午，南昌行营就陆续有文武官员挂职潜逃，眼看着这么一副树倒猢狲散的惨景，在走投无路之下，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找门路联络日本方面，想要咨询一下卖身的价钱……怎奈为时已晚……

    二月十一日，何应钦易服化装潜入南京的日本公使馆，跟汪精卫和日本公使密谈多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并且还用电报秘频繁联络桂系白崇禧、粤军陈济棠、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又秘密拟定了“稳固党国，革新政治”的若干方案，对中央的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

    同日，上海红军攻克嘉兴，进逼杭州，整个浙北地区基本变色。陈毅、项英率领中央苏区部分留守部队向浙江运动，计划配合上海方面，尽快赤化浙江全省，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干涉。

    二月十二日，日军第五师团抵达扬州，第三师团抵达浦口，江苏省的长江以北部分基本沦为日占区。而太湖以东则是上海苏维埃政府辖下的“赤化区”，国民政府在江苏省只剩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方寸之地。

    在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批准之后，被放开了手脚的东京参谋本部立即制订新一轮动员令，计划再次动员两个师团投入南支那战场，同时再次重申“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警告天津军和关东军不得妄动。

    为体现《远东联合反共公约》的团结精神，美国金融界向日方提供一千万美元的专项无息军事贷款。而伦敦金融街则拿出了一千五百万英镑，法国政府对军事贷款问题陷入争议，不得不拖延了给日本融资助战的计划。同时，美、英、法三国开始从全世界各地搜罗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向马尼拉集结。

    二月十三日，湖南军阀何健在长沙发布重要讲话。宣布“湖南自治”、“湘人治湘”，企图将薛岳的两个纵队中央军从湘西“礼送出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严令薛岳“武力解决湖南”，却被薛岳告知。湘西的中央军部队早已“无粮无饷无士气”，根本没法跟本土作战的湘军开打。

    上海苏维埃政府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专题节目，声称“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实为一丘之貉！”，劝告全天下一切爱国的中华人民，都要放弃对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之中来。

    二月十四日。打垮蒋家王朝的致命一击终于到来——黄埔元勋、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公开倒戈，宣布“接受世界友邦倡议”，转而赞成“联日反共”。加入了倒蒋阵营！

    在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决断之后，何应钦与汪精卫联合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对着一众中外记者，汪精卫“无限深情”地解释说：“……自去年底及今年初。乱匪得苏俄之援助。东南赤焰滔天，国府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守吏宵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上海沦陷。无力收复，即金陵首都。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为苦心孤诣，撑持危局，以保国府之法统不坠，我辈党国要员，唯有忍辱负重，继承总理遗志，与日本友邦结盟媾和，共同抵御反文明之滔天赤祸……”

    而何应钦的话语则很直白，“……委员长早已给你们说了，我们中国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旦抗战，三天便会亡国！既然如此，我军又如何能与日军贸然启衅？更何况，当今中国之危机，不在日本，而在赤匪！亡于日本尚可当亡国奴，亡于赤匪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眼下联日剿匪，实属理所当然之事……”

    二月十五日，第五师团抢先从扬州渡江南下，控制了江阴要塞。长江上的国民党海军纷纷逃往上游。

    另外，由于何应钦的倒戈投敌，企图向日寇出卖首都和国家，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发生大规模马蚤乱，大批官兵将校与政府文员愤然挂冠而去，席卷细软潜逃出城。经过何应钦的一番厉行弹压，总算是勉强镇住了局势，但国民党的黄埔系势力也从此分崩离析，再不复昔日之盛况。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愤而辞职离去。随后，许多著名的反日人士、左派社会活动家——反日不一定是左派，左派也不一定反日——畏惧日军进城之后会进行报复，纷纷随之出逃，汪精卫、何应钦认为应该“做事留一线”，“大家好聚好散”，故而基本未加阻拦。

    二月十六日，在跟日军前线将官举行了最终磋商之后，伴随着管弦乐队的演奏声，“南京无血开城”——在何应钦、汪精卫等投降派组织的夹道欢迎之下，日本名古屋第三师团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南京城门。

    与此同时，前方一封捷报传到东京，当即就是日本举国一片欢腾。

    为了庆祝此次征服支那的伟大胜利，日本政府下令给每一位东京市民发放啤酒和点心，日比谷公园举办了盛大的祝捷大会，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还举行了彩旗游行和提灯游行，高声赞颂无敌的大日本皇军“一朝实现昔年丰臣秀吉太阁之夙愿，仅用二十余日即降服支那四百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日，杭州和平解放。其时，面对上海红十军团的浩大攻势，还有国内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杭州城已是内外交困，军心瓦解，再也没有一战之力。最终，在李天霞团长的护送之下，俞济时等浙江省政府要员不战而逃，弃城走海路撤退到宁波，“以保卫委员长之奉化故里”（奉化属于宁波市辖下）。

    红十军团攻占杭州之后，立即展开反帝爱国宣传，同时筹备成立浙江省苏维埃政府。

    二月十七日，为表示“中日亲善”，日本第三师团长若山善太郎中将参拜了南京中山陵。

    同时，志得意满的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改组会议，大肆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组建亲日政府。

    二月十八日，一九年的农历元宵节。

    继之前那个凄凄惨惨的春节之后，蒋介石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凄惨的元宵节——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居然亟不可待地给他发来了一份革职令，先是狠狠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历年来“劳师糜饷、剿匪无功”的过失，然后宣布：“为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拟定革除蒋氏本兼各职，以示惩戒！”

    接着，何应钦也来落井下石：“……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委员长离开一下也好。”

    至此，无论蒋介石如何的暴跳如雷、抵死不认，他的“中华第一人”地位，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而名义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从此滑落到了分崩离析的深渊。(未完待续。。)

    正文 一百零四、最奇葩的租界

    北平西郊，美国和英国基督教会联合开办的燕京大学。

    在这座得到美英财团援助、斥巨资修建，显得美轮美奂的宫殿式校园里，此时正是一派银装素裹的冬日胜景。而几根在凛冬中绽放的娇艳腊梅，更是给校园增添了几分生机。

    但在就读这所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中，却弥漫着一股绝望和颓败的气息……至于原因么，只要看着外面的北平街道上到处飘扬的旭日旗，和一声声“大日本帝国万岁”的欢呼声，就基本上都能明白了。

    不久前还在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爱国演说，倡议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袖们，此时全都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在校园里转悠，逐一撕下前几天张贴的抗日标语，然后堆在一起烧掉，以免给同学们惹祸。

    而且，跟前些日子相比，他们看着学校里那些外籍教员的眼神，也都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由于美英两国政府的外交路线在马尼拉会议之后发生剧烈改变，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态度从反对、抵制变为支持、纵容，燕京大学的诸多外教也只得一改之前支持抗日的主张，转而宣传起了“中日合作，清剿赤祸”的必要性，让原本就因为平津沦陷而一肚子憋屈的中国学生们，更是听得好像吃了苍蝇似的恶心，在私下里纷纷嘀咕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是一路货色！”“日本人和欧美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样是在把咱们中国人当肥猪宰割！”“中国人的事情果然没法指望外国救星！”……

    而在外籍教员的休息室里。诸位英国和美国的教授、讲师、助教，也都在谈论着当前中国局势的剧变。

    “……居然只坚持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挂白旗投降了！真是一个懦弱的民族！”

    看着一份杂志封面上。日本骑兵和装甲车部队趾高气扬地开进南京中华门的照片，有人忍不住鄙夷地评价说，“……在敌人面前完全不敢进行抵抗，就乖乖交出了自己的首都……这个国家真是没救了！”

    “……是啊！合众国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允许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但也没有真正答应他们侵吞整个中国啊！按照合众国原本的设想，只是仿照日俄战争时期的前例。把江浙地区划为交战区，允许日军行动和暂时占据，然后由各国作保。禁止日本人把手伸到交战区以外……谁知中国人这一次垮得实在是太快了！一枪不放就交出了自己的首都！这让我们到底该怎么救？难道还要出兵打日本人不成？”

    另一位在东交民巷领事馆里有点人脉的美国教授，则一边卖弄着自己收集到的消息，一边大发谬论，“……外面那些中国人对我国的抱怨。真是好没道理！明明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肯想着如何保卫，却要指望我们的国家来当救世主……这可真是荒唐！凭什么要美国士兵为中国流血？”

    “……是啊，自己这样不争气，让别人怎么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上帝也只能劝他们忍耐了。”

    “……呵呵，以中国人的可笑战斗力，就算抵抗了又能怎么样？”某位英国人耸了耸肩，“……北京这边的宋哲元不是打了一仗吗？可结果呢？才抵抗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全线崩溃、落荒而逃了……如果不是日军后方严词勒令华北停战，天晓得宋哲元还得逃到哪儿去……对了。大家觉得日军这次会撤军吗？”

    “……恐怕很难，这一次的形势跟日俄战争时期完全不一样，按照外交界的分析，日本人既然在中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恐怕就再也不会离开了！”

    那位跟东交民巷领事馆有些关系的美国教授立刻答道，“……南京和北京这两座中国的古老首都一旦易手，就相当于当年的英国在印度攻下了德里和孟加拉！唉，到了这一步，除非能出什么意外，否则这个国家应该已经算是完了……中国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大概还能像朝鲜人一样，在日本人的管制下马马虎虎地生活下去，或许能变得更加文明和有秩序也说不定。但要是他们运气不好的话，北京城的日常用语恐怕要换成日语了——就是像我们在上个世纪对待印第安人的做法一样……”

    总体而言，眼看着南京和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陷落，而如今主宰地球的欧美列强，也都在纵容和默许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所以休息室内在座的各国教员都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很不乐观。只有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一位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中国、就职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对此有着不同看法。

    “……诸位先生们，你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不是太悲观了一些？”司徒雷登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对众人反驳说道，“……虽然如今中国的处境，确实很糟糕，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事与任何灾难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最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

    别忘了，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族群之一，他们的文明经历过许多非常不同的时期，但其本质是相同的，没有像希腊和罗马一样几乎断绝。中?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