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在必要的时候低头屈服，他们会在大风来临之时弯腰躬身，他们也会接受各种各样好的或不好的改变，但他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灭，而是永远作为一个实体而继续存在，不会破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族裔都要来得长久……”

    “……我们确实不认为中国人会像玛雅人一样灭绝，校长先生。”有人不以为然地答道，“……如今的印度人和印第安人也没有灭绝。甚至根本没有人想要把他们给彻底灭绝……但他们过得可不怎么样……”

    对此，司徒雷登也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再为中国辩护——说真的。眼看着这个老大帝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口，来为这个迅速走向沦亡的国家进行辩护了。

    而且，与眼下虽然挥师进占北平，但多少还要顾忌国际影响，不敢冒犯西洋白人利益的日本军队相比，他更担心南方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司徒雷登出生的故乡杭州。在前不久也被工农红军攻克了。

    哎，记忆里那座风景秀丽的杭州城，在那些无法无天的赤色分子的蹂躏之下。真不知会变成什么凄惨的模样……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一定是体制的问题吧！他如此想着，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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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郊外，拱宸桥日本租界，红十军团南征支队的临时指挥部

    此时此刻。漫天的镰刀锤子红旗。正在风和日丽的西子湖畔摇曳；而画着鲨鱼利嘴的“基洛夫飞艇”，也耀武扬威地从六和塔上空飞过；原本活动在浙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纷纷赶到这里汇集，接受上级领导的整编，领取番号、军装、枪械、弹药、给养和零花钱——就是俗称“红票子”和“红角子”的塑料盐票。

    自从王耀武的旧部李天霞，带着补充一旅最后剩下的那个团，掩护杭州省城军政官员们仓皇出逃之后，本来就已经被游击队长期马蚤扰的杭州城。顿时再也无力进行任何抵抗，旋即被红十军团和平接管。

    而红十军团的南征支队。之所以会把司令部设置在杭州日租界，则完全是一个意外——当时杭州城内之敌还在负隅顽抗，于是，王秋、杨文理等穿越者和本次负责杭州攻略的南征支队指挥官寻淮洲稍微商量了一下，就在城北找了个毗邻运河的荒芜地方安营扎寨，以免滋扰杭州百姓……

    结果，直到从附近一间破屋子里钻出几个佩刀的日本浪人，嗷嗷叫着挥舞武士刀要跟红军动手拼命，红军战士们才惊讶地发现，这片除了杂草就什么都没有的荒地，居然就是杭州的日租界！

    ——甲午战争之后，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杭州被开辟为对日通商口岸，并且随后划定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岸一带，自长公桥起至拱宸桥止，作为日本专管租界，总面积为七百十八亩。

    然而，经过整整四十年的经营，杭州日租界的绝大部分地段，依然一直是农田、荒草地和乱葬岗。

    “……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这地方居然会是租界？！日本人到底是在怎么经营的啊？”

    站在作为指挥部的大型野战帐篷门外，望着四周的荒草和乱石滩，王秋不由得深感讶异——在他的印象之中，民国时代的外国租界，论理应该都是很热闹繁华的商埠才对。但杭州的拱宸桥日租界，却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怪不得后世自己小时候在杭州住了这么些年，都从来没听说过那边有什么日租界。

    “……这个么，似乎是因为在开辟租界的时候，日本人选错了区位要素的关系。”

    杨教授一边望着大运河上往来不断的乌篷船、小木筏和冲锋舟，一边淡淡地说，“……在《马关条约》签署的时候，杭州这边还没通铁路，对外交通主要依靠京杭大运河。而杭州的主要贸易集市，自然也分布在靠近大运河的城北地区。所以，当时日本人到杭州来圈地盘的时候，就在杭州城北的大运河沿岸圈了一大片地，而且刻意距离繁华城区挺远，以防日后拆迁房屋的麻烦——可以说他们想得还挺周全。

    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发展下去，地处交通要道的拱宸桥日租界虽然相对荒凉，但却属于“待开发地段”，只要杭州城市继续发展，就一定会沿着运河延伸到拱宸桥一带，而日本人自然也就能坐地起价了。

    但问题是，当时的日本底子还非常单薄，比不得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国内财力有限。没法一次性投资太多的项目。那些大财阀们倾尽全力开发台湾和朝鲜尚且不足，而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还得应付俄国的巨大威胁，根本顾不上杭州日租界这样不重要的旮旯……于是。这里在成为日租界之后，居然荒废了足足二十年，不要说商馆和市集，就连道路和房屋都没有——因为这块地已经不属于中国，地方官府和士绅们自然也不敢在这里投资，更没想到要往日租界修筑道路等公共设施，以免给自己惹祸。

    好不容易等到日俄战争打完。又喘息了几年，有了余力的日本再把眼神放到杭州日租界，却发现已经是风云突变、物是人非——1908年的沪宁铁路和1912年的津浦铁路修通。彻底结束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使命。而大运河本身也是淤塞严重，通航能力大跌，且无人疏浚。这样一来，杭州的主要商业中心。就从城北的大运河沿岸转移到了城东的铁路沿线。杭州城北的大片街区迅速萧条，而更加靠北，距离市中心也更加偏远的拱宸桥日租界，自然就更别提了……这就好比是日本人仗着消息灵通眼光长远，抢先买下了规划中的待开发土地，准备屯着坐地起价，谁知开发计划却改了，于是这些烂地就统统砸在了手里……”

    “……呃。这果然是一则投资失败的经典案例……”王秋忍不住摸了摸鼻子，“……那么之后呢？就算选错了地段。日本人难道就没有尝试过弥补一下吗？好歹这片地已经是到手了啊！”

    “……日本人当然尝试过很多开发计划，但是都失败了。因为这里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又不是海港，大运河的淤塞又一日重过一日，连小火轮也渐渐地没法开了——交通不方便，一切工商业都发展不起来。而自己投资帮中国人搞基建和交通的花费，对于日本人来说又实在吃不消。若是搞农业吧，总共才只有七百亩地，还有很多是没法种田的烂地，难道要专门为此搞一个杭州开垦团吗？这才能安置几户人家？”

    杨教授耸了耸肩，撇嘴说道，“……最后，日本的黑帮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为了绕开交通和基建太差的死岤，可以在拱宸桥发展黄赌毒等特种产业，于是开了一堆赌场、妓院和大烟馆，总算是稍稍有点发展。

    但是，这地方终究还是交通不便又缺乏风景，就是发展‘第三产业’和‘无烟工业’，也竞争不过西湖畔那些掩映着湖光山色的老牌青楼楚馆，只能开一些最低档次的独门小户暗娼，既上不得台面，也赚不到大钱。至于那些赌场和大烟馆，后来也渐渐搬迁到风景秀丽的西湖旁边，还有交通发达的铁路沿线去了。而拱宸桥的日租界内部依然是一片荒凉，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与以往的农村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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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当红十军团抵达拱宸桥日租界的时候，这里依然是一片荒凉景象，冷落不堪。除了一座负责租界治安的警察署和三家商店，还有几户开“半掩门”在家营业的廉价娼妇。真的是跟任何江南农村都毫无区别……结果从那座警察署里冲出两个举着武士刀的日本浪人时，红军战士们都感到惊呆了。

    然而，尽管日本人在这地方的力量如此单薄，面对声势浩大的工农红军，他们还是拒绝了任何的招降，做出了惊人顽强的抵抗，硬是依托房屋和地形，用军刀、步枪和手榴弹打退了好几次攻击。最后甚至逼得红军战士不得不用了枪射云爆弹，才把最后两个日本人跟那座警察署一起轰到了天上……

    望着这些死战到最后一刻，依然在高喊着“天皇万岁”的日本勇士，王秋顿时颇有些不胜唏嘘。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弹丸岛国，竟然曾经威风凛凛地通过战争来掠夺和奴役邻国，差一点称霸整个太平洋，最后却因为战争而让自己沦落为半殖民地，从此再不能自拔。

    昔日里喧嚣着“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种人救星”，最后却只能以盛产av与女优而名著于世。在靡靡入耳的丝竹声中，那宽松无比的绚丽和服下面，怎么掩得住那让人心神荡漾、蚀骨的风流与妩媚？

    看那富士山下漫天飞舞的无边樱花，听那温柔乡里摄人心魄的浅唤低吟，最是回首处那一低头的温柔，正如海棠不胜梨花的娇羞！无不让人心有勃勃焉。凭眼处，那散落在地的华服，零落于窗边的木屐，谁还会记得那早已消逝的旭日战旗，还有那满是斑斑锈痕的残破军刀？

    好吧，王秋承认，自己确实是有些犯上文艺病了。

    但是，只要在这个时代待的越久，他就越是能深深地感受到，现在这个日本和未来那个日本，还有现在这个中国和未来那个中国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是在物质上，还有更多的是在心态上……(未完待续。。)

    正文 一百零五、帝国主义都是靠不住的！（上）

    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是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日本却是扬眉吐气的正常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总算是能够独立自主、恢复正常了，而日本人却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半殖民地这个火坑。

    就最直观的层面而言，半殖民地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境内，但却有外国驻军，政府机关也都被渗透得好似筛子，说是有着外交军事财政等独立权利，其实都是一句空话。

    毫不客气地说，真正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而言，二战之后的日本恐怕连慈禧太后时代的大清帝国都还不如，大概也就能跟蒋光头的国民党买办政府差不多——比如说外交，李鸿章无论仗打得如何，在国际外交上毕竟腰杆还是能够挺起的，就算说话不顶用，至少也会理论一番；而战后的日本呢，外交上对其它国家倒还凑合，对美国则莫说什么挺起腰杆，干脆完全就是一副对美国老爷五体投地下跪都觉得自己跪得迟了还要打自己耳光的奴才摸样。说到财政，就算是慈禧太后也不过是打了败仗才要赔款，没有逢年过节就给洋人送钱道贺的习惯。而二战之后的日本人呢，美国主子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地方打个仗，压根儿就不干它任何事，可它就硬是用热脸贴冷屁股，自己掏腰包给主子贴钱，等到战后分赃的时候，却没有日本人的份儿。甚至就连到哥本哈根开个国际气候会议，美国人该出的那一份钱还得日本人掏腰包……

    没办法。就算是家里再困难，心里再憋屈，美国主子也是一定要讨好的——虽然美国人不一定能让他们中意的人选当上首相（烂泥糊不上墙的事情很多）。但绝对有办法让他们看不顺眼的日本首相乖乖下台！

    至于说到军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所谓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日本自卫队，到底应该算是美国人的军队还是日本人的军队，日本政府恐怕自己也在心头打鼓，只能自我安慰说咱们跟美利坚合众国是一家，美国有的东西就相当于自己家有了。即使被美国欺负了，也不过是爸爸在教训孩子而已，无须大惊小怪……

    这样一来。尽管日本在战后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而这样的反差使得日本纵然再怎么肥壮，也只能成为美国的提款机。被一遍又一遍地剪羊毛。而毫无反抗之力。

    同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各个政权的生存、壮大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自背后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力度。而即使某个政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也免不了被剪羊毛和放血的悲惨命运——因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扶持它们，目标就是通过这些半殖民地政权来压榨人民的血汗。

    比如在这两年的白银风潮之中，蒋介石就被一直支持他的美帝国主义狠狠插了一刀——罗斯福为了增加对华出口和转嫁经济危机，一边把美元和金本位脱钩。以便于印钞票“量化宽松”，一边推出《购银法案》。从全世界唯一采用银本位货币政策，囤积着大量白银的中国大肆套购白银，导致银元和银两在中国市面上大量流失，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用美国国务院的话讲就是：“我们榨干了中国的钱”。

    当时是银元时代，中国又不怎么产银，所以白银外流意味着流通的钱越来越少，古人叫“钱荒”，现在叫“通货紧缩”。钱是货物流动的媒介，没钱，货物就无法流动，市场交换就无法进行，古人叫“百货死”，那情况比通膨可怕得多。银价上升后，再加上洋货涌入，国内物价暴跌，农产品跌幅尤其惨烈，农村百业凋敝，农民叫苦不迭。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斗》，以描写民国时期农民的“丰收遭灾”闻名于世，背景正是这场白银风潮。其危害完全不亚于后世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

    面对如此危局，跟未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国民党买办政权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美国乞求饶命——1934年8月3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致电罗斯福，恳求美国考虑中国的困境，“中国将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拒不理睬。

    到了1934年12月初，中国财政已经频临崩溃，连美国财政部长都看不下去了，想“帮助这些可怜的家伙”，建议罗斯福暂缓购银。罗斯福依旧不予采纳。这时的南京政府，可以说是极度凄惨，窘迫至极。欧美新闻界人士评论说：“中国人既没有能力对付日军，又面临财政危机，他们显然智穷技尽，走投无路。世人猜测他们只能屈服于日本，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帮助。”

    在原本那个时空里，中国将会因此流出白银六万万两到八万万两，千年积累之贵金属财富被一朝荡尽。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国的其它地方倒也罢了，在上海滩这个远东最大的金银交易中心，各家外资银行辛苦囤积的巨额白银还没来得及运出中国，就被工农红军来了个一锅端，高高兴兴地炸开金库抢个精光，又顺手把银行经理吊死在路灯上，等于是从华尔街大亨们的身上狠狠割下了一块肉……也难怪美国政府的态度会变得如此暴怒，连“美日联合侵华”这样完全脱离历史轨迹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既然蒋介石这家伙的表现如此无能，就连让中国乖乖趴下给美国和英国老爷剪羊毛都做不到，那么他自然也就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帝国主义都是靠不住的啊！

    而随着蒋介石的垮台，自从中原大战以来。中国的短暂统一局面，也就此宣告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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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完了！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它的最后一丝合法性……”

    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还有陈济棠、白崇禧、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相继宣布“脱离傀儡中央政府”的消息。坐在杭州郊外红军指挥部里的王秋忍不住叹息说。

    ——原本，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已经勉强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变，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些年那样，动不动就和中央来一场“大战”，已经是基本不可能了。

    然而，眼下随着蒋介石的倒台，沦为日本傀儡的南京国民政府，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对各路地方军阀的威慑力，也再次随之变得烟消云散——正因为军阀们有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