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这个总统虽然不同于黎元洪，但从根本上说终不过也是个傀儡，一个傀儡总统会有多大的作为？

    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重新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遭致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报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