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名重一时，长令后人钦敬。

    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

    章太炎在《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中说，张瑞玑“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

    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

    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

    看来，陈树藩贿赂之物是名贵书画之类。如果是其他的金银财宝，像张瑞玑这样的文人，或许很难被打动。但名贵书画就不一样了。看来，一个官员想保持清正廉洁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行贿之人实在是无孔不入。

    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人家办事。

    或许，在张瑞玑看来，“读书人的事”不能算是收受贿赂。或许，他还认为，虽然他说了假话，但有利于促和，不算是干坏事。

    只是，张瑞玑应该也为此而自愧，因为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四月一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四月七日恢复。这样。停开三十七天后，四月九日上海和谈恢复正式会议。

    双方的代表还是有诚意的。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达成一项共识，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闭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坚持护法，提出，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为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法向国人交代，因此，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

    而安福国会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尽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和谈意见不尽一致，但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

    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

    言外之意是国会问题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于是，国会问题又使和谈陷入僵局，走进了死胡同。

    为打破僵局，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

    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

    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

    任何一个对等的谈判，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谈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让，谈判是很难取得成果的，除非所谓谈判是城下之盟。

    李纯这一方案，照顾到南北方的核心关切，双方又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无疑是可取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安福系什么事了，安福系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

    段祺瑞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

    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

    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

    与此同时，段祺瑞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只是因为曹锟反对，说这会引起外交团的干涉，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矢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