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平声势太大，“戊午同袍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强调段祺瑞提出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

    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对于和谈，南方在认识上也并不一致。滇桂两系和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都迫切希望和平，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对和谈是不抱希望的。但是，同样是因为和平声势太大，强硬派们也不敢公开反对和谈，便坚持以对等议和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这样，和谈还没开始，在和谈的先决条件上，双方就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在确定谈和地点时双方又发生争议。

    徐世昌和钱能训根据苏督李纯主张，提出和谈地点在南京。

    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

    钱能训代表徐世昌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他们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是不想给主战派制造破坏和谈的借口。因为段祺瑞等人开始提出和谈地点在北京，后来好不容易做出让步，勉强同意把和谈地点放在南京。

    关于双方议和的总代表，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议和代表改推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

    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只不过那时他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由他代表西南，和北方交流应该容易一些。

    而北方的总代表人选，却很难产。

    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开始的想法是梁士诒来担任，此动议一提出就遭致曹锟的“戊午同袍社”的坚决反对。徐后来又提出李纯，同样遭受段的皖系和安福系的极力反对。主战派提出的人选是王揖唐，王是安福系首领，名声很臭，不用说南方，北方内部就通不过。

    梁士诒在香港临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有过会晤。在谈及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时，唐的意见是：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梁士诒遂向徐世昌推荐了朱，徐也认为朱是个合适人选，提出后总算没有遭致大的反对之声。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

    是光绪年代的举人。一九零三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一九一二年七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一九一三年八月代过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一九一四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一九一八年获赦免，八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是一位优秀古建筑学家和工艺美术家。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

    此公从晚清时就开始为官，做事认真，口碑很好，很善于变通，是个各方面都能信任的人。

    十二月二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

    十二月三日，即五国发出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

    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

    这些将军们别看平日里作威作福，但都有恐外症，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

    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都无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