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于一个华夏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昆明主要是几家法国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云南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法国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他是在日本以及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他谈话时宋大文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向张国光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宋大文说，和张国光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詹国强和他的助手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宋大文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吴玉勇的两位朋友。
两人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家伙并不是之前说的那个人的儿子，而是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宋大文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宋大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卫队联队长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张国光表示同意，但据吴玉勇看，对这项建议很多人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吴玉勇去瑞士。那些特务和间谍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梅思品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同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中国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宋大文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日本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宋大文说“而且，中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吴玉勇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大家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詹国强的助手打断了吴玉勇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人交给宋大文一份边区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思聪，另一个名叫马亚军。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我们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重庆来，”詹国强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我的助手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共产党人的请求。詹国强还推测说，大家正在等我去重庆。于是，我去找大家的朋友，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上级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大家在苏州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邀请我去霞飞路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法租界。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本部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博物馆搬迁走了，但是蒲教授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上海，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李广元正去找他。
蒲教授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开水。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蒲教授回答说。
“76号里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你们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你们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全国人呀”
李广元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蒲教授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李广元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李广元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自己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李广元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李广元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卫队联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蒲教授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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