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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82年至1894年，袁世凯一直在朝鲜任职，先后担任军务帮办、“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表现出色。.作为宗主国派驻藩属的“监国大臣”，袁世凯能以满清中国的衰落国势而抵挡日本对朝鲜的渗透达十余年，单就这一点来说，值得杨格尊敬并听取他的意见。

    袁世凯认为，朝鲜王国政府发出的“中国出兵隔离日俄两军，避免战火涂炭朝鲜”的请求，其动机和外部因素影响，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

    乙未宫变，日本人杀害闵妃、高宗惊而出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这一事件的真相是被在朝鲜新军中担任教官的美国人和俄**械技师揭露的。从此可以看出，朝鲜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日本、俄国和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影响。日俄两国在乙未宫变之后朝鲜民众掀起的“为国母报仇”的义兵运动中，先后以韦伯—小村协定、山县—罗巴诺夫协定协调利益；同时，避居俄国使馆的高宗发布命令撤销亲日派政府，组建亲俄派政府。

    义兵运动不受高宗的亲俄派政府控制，对日、俄两国在朝鲜的驻军和利益都存在敌意，因此成为朝鲜王国政府、日本和俄国的眼中钉，借朝鲜政府以“怀柔”手段意图消弭义兵运动。不过，在此期间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和军情处工作积极，联络、收容、隐蔽了义兵运动骨干，为我军出兵朝鲜打下了坚实基础。

    袁世凯说：“朝鲜的问题，在于因外敌入侵而起的变革和**思潮，闵妃是变革和**思潮推动者和领导者，故而赢得了朝鲜民众的拥护。但是，一个国家在面临亡国之虞而思想锐变之时，势必会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种想法。一如一年前的中国。透出朝鲜诸般问题的表象看实质，找出朝鲜王室、官员、民众‘最希望看到的天朝大军形象’，就是江东军应该注重的，就是今后朝鲜政策应该遵循的。否则，中国重回朝鲜的行动很可能站不住脚。朝鲜的未来，是建立在江东军站住脚并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因而，尊重朝鲜高宗又要抑制其最近展露出来的称帝想法；在朝鲜提倡改革并持续的支持朝鲜以义兵为基础建立新军，但是又要尊重朝鲜民众的习俗，不能如亲日派金弘集政府那样贸然发布断发令；江东军必须符合天朝大军的形象，让朝鲜人能够从甲午年的印象中解脱出来。敢于依仗江东军。”

    袁世凯用朝鲜政局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对现状的分析，执拗的坚持“缓图徐进”的主张，反对武断的在朝鲜设省。

    朝鲜善后处置议题暂停，5月11日晚，当王英楷从朝鲜返回抵达汤岗子司令部时，杨格邀请马玉昆、刘松节、戴超、袁世凯在司令部后面的自家小院子里为王英楷接风洗尘。实际上就正式的确立了袁世凯在今后朝鲜处置问题上的地位。

    坐在主席上，端着酒杯看着左右手的袁世凯和王英楷，杨格生出一种时空错乱的之感。也夹杂着几分自得。如果不是杨某人横插一杠子，王英楷如今恐怕是在袁世凯麾下任职，而袁某人也不会落魄到担任“夹缝里做人”的会办禁卫军编练大臣。而后来此出任有着从二品衔的高级“幕僚”。

    大军东进在即，王英楷对接风洗尘的“参总家宴”兴趣不大，端起酒杯就说开了正事：“......高宗回宫后，唐少川先生先后四次进宫参拜，向高宗详细介绍了我国的新政和新军，以及在中俄边境军事冲突中获得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宗对我国、我军的看法。但是，要让朝鲜君臣对我国建立坚强的信心，这还远远不够。在朝鲜君臣的思想里还存在一种倾向，真正要他们在无可奈何之时选择日本或者俄国。他们会选择日本，毕竟大家相貌差不多，也都有儒学的背景。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军以击败日俄来证明自己够强，朝鲜君臣是愿意也肯定会选择靠向我们的。目前，高宗在亲俄和亲日之间左右为难。身边的大臣中有亲日派、亲俄派和小部分的尊儒守旧派，高宗利用他们镇压**协会、瓦解义兵运动，以此安抚日本人和俄国人，逐渐掌握政府大权。”

    “哼！”杨格冷笑一声，左右看了看，说道：“封建君主是不敢相信民众的，因为民众的觉醒将动摇他的统治根本，与尚且承认他统治权的外敌相比更为可怕。慰亭兄，听了绍宸的话，我决心已定，在平安道采用你的办法，好生展现一回天朝上国的宽宏、威仪。”

    袁世凯听着杨格前半段话，明明就是反对扶持朝鲜王室的“监国”之策，怎么......到最后却变了意思了？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