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有益之事？除了掣肘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外，还有哪些积极意义？在杨某看来，袁项城解散国会并非昏聩之举，而恰恰证明他眼光独到，只可惜他为人所误操之过急，才最终身败名裂。好在上天待我们不薄，给咱们留下了一个虚弱的大总统府和一个残缺的国会，否则百熙你想随心所欲在山东与日本决战，无异于是异想天开！”

    汤寿潜急忙打圆场道：“皙子说的确实很有道理，眼下大战在即，既要收拢人心，鼓励贤达建言献策；又不能放任自流，任由那些民党孑遗、北洋残部蜚短流长动摇人心，破坏大局。当然，百熙担心的也并非杞人忧天，如今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肯定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谁胆敢破坏共和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袁项城便是前车之鉴。更何况是复辟帝制？”

    孙元起也道：“皙子槃槃大才，能想到的收拢民心、汇聚民力的法子肯定不下数十种，何必非要走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路呢？稍有不慎你我都会声名狼藉的！”

    在另一个时空的真实历史中，杨度便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登基称帝大肆鼓吹。袁世凯对其也恩宠有加，曾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然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刚一出炉，杨度便遭到全国上下齐声唾骂，在其家乡湖南被称为是“汉奸”，其好友梁启超也称他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后来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当真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杨度打开折扇摇了片刻，才接着说道：“古人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这两句话都是古代君上对于普通民众不太信任的言论，但眼下公众民智未开，对于这场关乎国家气运的生死大战只怕是消极躲避远远多于积极支持，所以百熙真要想收拢人心，恐怕对日作战的消息暂时还不能公之于众。

    “好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虽然有些人已经接触到一点民主共和思想，但绝大多数民众在两千余年皇权统治下，心中对于皇帝、京城还有眷眷之心，对于政府颁布的公告、法令还有几分畏惧之心，这也是百熙你树立名望，拉拢民心的上好机会。所以你要尽快返回京城，用国务院命令对各府道州县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乃至高年耆宿、学问纯粹等名人加以褒奖，挑选严厉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视督查，对贪官污吏、匪徒恶霸加以严惩，借以彰显威权！”

    汤寿潜笑道：“此计大妙！古往今来民间最喜欢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奖、奸恶之辈受到上官严惩，若是再加上钦差巡查、清官断案，那就更加广为传颂了！如此一来，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会不胫而走，随之传遍四方，深入万千民心。”

    对于这种俗套的情节，孙元起谈不上厌恶，更谈不上喜欢，当下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然而提出了另一个思路：“自古以来，无论是皇上太子还是文武百官，都喜欢稳坐在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凭着各地报上来的奏章文书来了解民间疾苦。稍有外出则是前呼后拥如临大敌，等闲难得见上一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当时交通不够发达、通讯不够便捷、风气不够开放、礼制不够宽松，即便偶尔有几个皇帝出京巡访，轻则被御史认为是靡费公帑、扰动地方，重则被后世讥为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现在交通通讯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风气渐开，咱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请进来呢？”

    杨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孙元起解释道：“所谓‘走出去’，就是上至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各部部长、次长等，在合适时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走访慰问、调查研究，乃至探究实情。比如近期苏北遇到旱灾，就可以前去探视灾情具体如何，然后决定应该如何救济；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亲临该地区检查战备、督促作战等等。如果时机允许，甚至可以到周边的国家走访交流。”

    在孙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国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费在奔赴各地调研、出国访问上面。而在民国初年，从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没有主动走出京城的念头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