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成功地劝阻了士兵们，用手势告诉他们这只是一名学生。

    伯泽勒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个子已经很高了。他始终都感觉饥肠辘辘，就把被炸弹炸死的马分割，然后把马肉拿回家交给母亲放在醋里储存。他做这件事时非常自然，没有什么胆怯。使苏联士兵感到惊异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城里生城里长的柏林人，不是“富农和地主”，却能干净利索地把一匹死马剥得只剩下骨头，速度之快，手脚之麻利毫不逊色。感觉到俄国人喜欢小孩，伯泽勒带着他三岁大的妹妹去了附近一个苏军士兵的露营地。士兵们给了她们一片面包，并在上面加了一层厚厚的黄油。第二天，他们送给了他一些汤。不过，后来他听说发生了附近妇女有被苏军**的事情，伯泽勒便将她母亲和一名邻居在一个媒窑地下室内藏了三天。

    除了要防范苏军的欺凌之外，战争让德国人的卫生标准大受影响，他们的衣服和皮肤上沾满了灰泥和毁坏的砖石建筑物上落下来的尘屑，根本没有水来奢侈地洗衣服和脸。实际上，一些聪明的柏林人已经开始将水烧开放在罐子里储存了，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可靠的饮用水将是最需要的东西。

    柏林市中没有撤离人员的医院已寥寥可数，这些医院由于伤员充斥，许多新来的病号都被拒之门外。更糟糕的是，只有地下室可用做病房。在柏林刚开始遭受轰炸时，医务人员还可以在空袭警报响时将病号转移到楼下，不过现在炮火轰炸次数频繁，医务人员已根本听不到警报了。一名自动参加医疗服务的妇女看到医院内一片混乱，还有一些病人“脸包在血迹斑斑的绷带里，毫无血色，非常苍白”。

    一名给同胞战俘做手术的法国外科医生描述了在地下室木桌子上进行手术的情景：“几乎没有什么麻醉药，手术器材也很少消毒。”没有水来洗手术服，照明是依靠两个有发电机的脚踏车来提供的。

    获得德国官方的帮助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小孩在地下室里都是由母亲和姑娘们照顾的。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如果看到地下室有一名士兵，俄国人就把会整个房间作为一个防御阵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妇女们通常都是把伤员的军装脱下然后烧掉，并从楼上取下备用的服装给伤员换上。还有另外一种危险：由于人民冲锋队的一些成员决定在俄国人到来前先溜回家里，因而在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妇女们只要一发现枪，就会立即想办法把它处理掉。据称，如果红军发现一幢建筑物里有武器，他们就可能把里面的人全部处死。

    小区的水泵房再次成为人们的信息交流场所，因为官方新闻已变得不可靠。一种以柏林的标志“装甲熊”命名的报纸称，德国人收复了奥拉宁堡。由于无线电发射器已被敌人控制，戈培尔的宣传部——柏林人称之为“普罗米”——现在只能通过分发传单鼓动人们了：

    “柏林市民们！坚持住。温克的集团军正在赶来救援我们，再坚持几天，柏林就解放了。”看到苏军几个集团军现在已接近柏林市中心，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单凭一个德军集团军就能使柏林脱困。然而，许多人却仍然幻想美国人这根救命稻草会来救他们，尽管斯大林对城市的包围已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

    除了，被战争连累的柏林市民之外，苏军也并不好受。

    谢别列夫上校是驻在柏林城西北西门子斯特德区第2坦克集团军的一名工程军官，他和一些军官们坐在一幢楼的顶楼上向部队签发命令，而信号兵和传令兵不时地跑来跑去。

    他的部队正向柏林市中心前进，到处都是炮声和烟火。士兵们从一幢建筑跑到另一幢建筑，并小心从院子里爬过去。

    还在抵抗的德国守军从窗户和门后面对苏军的坦克进行射击，不过，苏联的坦克兵采取了一种更为聪明的战术，他们前进时不是沿街道中心，而是沿人行道。一些人使用加农炮和机枪对街道的右边进行射击，另一些人则负责左边，这样很快就把窗户和门边的德国人赶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