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但是，平白无故的戴上了一顶“流氓的儿子”的头衔。于是，别说是上大学、找工作，就连搞对象都成了个问题。即便是现在这个风气开放的社会，女方家庭要是得知男方的父亲是个流氓，恐怕都不会乐意这桩婚事。何况是当初那个气氛紧张的年代？

    于是，苏建宁和母亲在周围人的白眼和漠视之中，黯然回到了老家下江省。苦苦煎熬了十几年，足足十几年。等到那个大时代结束了，全国恢复了高考，他这才一飞冲天，以全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下江大学。

    而由于错过了年龄，加之又读了几年大学、留学几年，当苏建宁学术有成、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年近四十。虽然以他的学术和地位，找个配偶并不难。但是，他的生活变了，心态老了。所以直至现在，依旧是单身。

    而后的生活轨迹，就和周东飞说的一样了。

    说到后来，苏建宁已经耐不住情绪的激动：“凭什么？！凭什么斗死我父亲？连我和母亲都原谅了他，外人有什么资格斗死他？！”

    “凭什么？凭什么在我父亲出事后，连我母亲和我都跟着受到这样的牵连？！我母亲有罪吗？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到死都没了男人的老女人！”

    苏建宁说得痛心，老泪纵横。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遭遇，同时也是为自己的母亲而抱屈。到了最后，苏建宁几乎是在咆哮：“你瞧瞧现在，那些所谓成功人士一个个的三妻四妾，有谁管了？大家提到那些，还不都是一笑了之？！虽然我父亲做得不对，但一男一女两情相悦，关别人什么破事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时。

    周东飞叹了口气，缓缓道：“每个时代，都有它固定的背景，或明快或晦涩，或快乐或悲伤。你一个世界顶级文化人，怎么就看不透？嗯，或许是身在其中，便不得解脱了。”

    周东飞继续说道：“在那个时代，抢几毛钱、打一个架，都可能会判一个‘流氓罪’，一下子判刑十几年。但是这种事放到现在，算事儿？甚至于，连流氓罪这个罪名都取消了。”

    “还有当时，说两句过头话儿、办一点过头事儿，立马就是现行反革命，全家都跟着遭殃。但是现在，你就是指着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去骂娘，谁管你？最多派人以维持治安的名义将你赶走吧？”

    “我前阵子还听说，一个哥们儿年轻时候在大街上抢了别人一顶帽子，结果被判了流氓罪，十几年的刑期。等这个罪名都取消了，这哥们儿还顶着法律赋予的‘流氓’头衔，而且是全国‘最后一个流氓’，冤不冤？这些人，找谁诉苦去？”

    “所谓的刑罚轻重，从不与过去或未来相比，只能放在事件所在的那个时代来评判轻重。你父亲那样的事情，放在这个时代真的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代却堪称惊世骇俗，难道不是？”

    “但是！”周东飞话锋一转，在循循善诱了一番之后，陡然指向了苏建宁本人，“在那个时代受冤受屈的那么多人，有谁跟你一样，如此丧心病狂的报复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没错，当时的国家给了你沉重的压力，但是你能否认，恢复高考的机会不也是国家给你的？一个人会犯错误，一个国家也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时候。还有你那时候的留学，都是国家的公费，还不是给了你那样一个机会？以至于后来让你身居名牌大学校长之职、享受副省长级别的待遇，难道不也是这个国家所给你的？你失去的比常人多得多，得到的补偿也比常人多得多。”

    周东飞本来就惯于做思想工作，结果毫无停顿的一番话，竟把苏建宁说得哑口无言。事实上，苏建宁出国之前很少与人交流，回国之后声望巨大，更不会向人吐露他的阴暗心声。假如他向更多的人吐露了这些，或许也有人能做出相似的回答。可是，谁敢像周东飞这样，对着一个国际顶级经济学大师、连国家政府都尊敬保护的大学校长当头棒喝？

    所以，此类的话苏建宁没大听说过。而深陷其中的他，也难以从自己的思想阴影之中走出来，是谓当局者迷。

    而且，越是这种高智商、高学问的人物，陷入某个思想症结之中的时候，却往往越是难以自拔。因为他们比常人更加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认知能力。

    如今周东飞一气呵成的当头一棒，竟把这个世界级的教授震得脑袋一颤。

    “错了？全错了？！”苏建宁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甚至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狠狠撕扯那一头的白发。浑身近乎虚脱无力，一下子坐在了沙发上。“错就错了，你们该动手就动手！我这人，死一百次都不为过！”

    “知道自己该死的时候，就未必需要真的去死。”周东飞叹道。因为周东飞知道，这样的人物不好杀，杀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