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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8部分(1/2)

    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s*、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

    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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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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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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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

    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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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

    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