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

    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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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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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长跑者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pa－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剑闭馕幻拦？蠛？诱獠旁尢酒鹄础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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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ween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echo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的看学生，接着急急的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有大窗”？健崩鲜λ怠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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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对我点一个头，我们显然接受这位和蔼可亲又朴朴素素的好家伙。

    杰克合适我们班上的情调，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是东南亚中的一国人。

    她略棕色，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连身裙里，手上七个戒指是她特别的地方。眼窝深，下巴方，鼻子无肉，嘴唇薄……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自信，二十八九岁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英文太烂，只能讲单字，不能成句子。这使她非常紧张。艾琳马上注意到她的心态，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她只说了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我移到这位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把书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的传达到我心里，虽然不必明说。下了第一堂课，我拉她去楼下书店买教材，她说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没有书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来试试。”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是存心来上课的，虽然我们很活泼。而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来念书的，她只是来坐坐。她连书都不要，不是节省，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新同学跟我孤零零的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说说话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对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姐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份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分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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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