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虽然已经退出庙堂多年，但其在朝野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李兑不及四旬就当上了赵国的大司寇，执掌一国之刑律，其自身的才能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仍然是主父在李崇离开朝堂后为了安抚李家，才将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了在地方任内表现平平的李兑。

    因为当时在推行“胡服骑射“变革时，主父所遇到的阻力空前强大。所以为了变法顺利推行，只能尽可能的与赵国国内的各大势力妥协，李家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李兑也是聪明之人，知道自己根基不稳，而主父的改革之心志在必得，阻拦无异于螳臂当车，便索性顺应形势，站到了主父一边，对胡服骑射不再以抵@制的心态。

    事实也证明李兑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家在这场激烈的变革中非但没有像其他世家一样伤筋动骨。反而得到了主父的青睐，族人门生在赵国的政治大洗牌中获益不少，其家族的势力也一举超过了五百多年底蕴的老世家狐家，隐隐成为赵国第一豪门。主父退位后，令肥义为太傅李兑为少傅，与肥义和公子成共为辅政大臣，由此可见李兑政治投机的成功性。

    至于李崇，他虽然是赵国出了名的保守派领袖，但对儿子在朝堂所为基本不闻不问。为了眼不见为净，便搬到了晋阳老宅，不再过问赵国朝堂的事情了。

    至赵简子派家臣筑晋阳以来，晋阳城一直到赵敬侯时期都是赵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直到赵敬侯为了南下争霸中原，先将国都迁往中牟，再迁往邯郸。李家却没有随着赵国迁都而将整个家业也随之搬迁，而是将李家一分为二，既不放弃晋阳的基业，也不远离赵国新的政治权力中心。

    当时赵国政局动荡，国力衰落，李氏的族长也留了个心眼，并没有将所有筹码都压在赵国之主赵氏的身上，而是为自己留好了退路以备不时之需。但随着赵国的政局日渐稳定，国力也逐渐强大，邯郸作为赵国新的政治中心已经无法取代，原来李氏族长所预留的后路便也有些不切实际了，反而因为将李家一分为二在朝堂上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在李兑的积极劝说下，李崇终于答应将晋阳的老宅迁回邯郸，从此放弃拓展晋阳的基业，转而一心经营邯郸。而李崇也借着这次做寿的机会重新返回了邯郸，也象征着晋阳和邯郸李氏的两个分支合二为一。

    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弟，与出身寒门的士子截然不同。世家子弟更多的是要考虑家族的利益，家国家国，先有家再有国。而寒门士子则不同，他们从草根奋斗到庙堂，对给予自己机会的主公自然感激涕零，欲加倍报答。这也是为什么主父改革新政所用的股肱干将，绝大多数都是从寒门火速提拔上来的人才，这些人以肥义和楼缓为代表，也唯有他们才会坚决的拥护自己变法自强。

    同样因为这些寒门士子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支撑，自身的荣辱兴衰完全取决于君王的意思，这也迫使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君王的身旁，如此才能对抗实力强大的士族集团。所以在对李崇而言，肥义和楼缓都不在眼里，跟别说小小的邯郸县令。他说真心想要对付冉辨的话，以他和李家在朝中的能量，公子成是绝对不可能为冉辨出头的。

    所以李崇说出此话时，李氏也只是幸灾乐祸的哼了一声，并未劝阻。依她要强的性子，若说对冉辨一点怨恨都没有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既然父亲愿意出头，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