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从南海回来，我，曹队，焕生包括小雷，都有了轻度抑郁症的倾向。失眠，焦虑，烦燥甚至厌世。

    还好，曹队长期处在重压之下，自有排解的方式。老姜局又深知他的秉性，放长假对曹队没丝毫好处，反而让他无所事事，闲功夫多了，更容易出事。

    局里的心理治疗师也派不上用场，曹队不是闷葫芦的类型，语言表达和感染能力又强，局里的心理治疗师两年前就试了几次，被曹队拽在屋里，硬是促膝长谈了一天一夜，跟本插不上话还走不了，无奈之下只有陪着曹队喝酒。

    酒这东西也是怪，有了氛围，不用劝，下得飞快，心理治疗师的酒量又哪里是曹队这种老江湖的对手，基本上后半夜就变成了心理治疗师的倾诉时间，什么压力大，工资低，家庭矛盾，人际关系滔滔不绝的就涌了出来，莫名其妙天就亮了，晕晕乎乎人就出来了，只是治疗师自己开始抑郁了。

    局里的治疗师就那么两三位，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大姐也没能幸免，抑郁得婚都差点离了。那阵子，曹队办完了大案回来，特别是耗时长，危险度高的那种，局里的后勤部门反而如邻大敌。

    对曹队这种病入膏肓的患者，老姜局的法子倒也简单，安排个风险小，动静小，却耗脑筋的案子，名曰换神儿疗法。对这蒙古大夫野路方子，曹队倒不排斥，基本欣然从命。因为这类案子不是硬性任务，自己有的选。

    运气好选到个即炼脑提神，又活泛筋骨，赶上犯罪份子穷凶极恶，还能过过手瘾，出出闷气，自然心病好得快些。

    但这一回，我知道曹队的抑郁症，不是那么容易治愈了。

    曹队和曾茜闹了生份，大吵一架不说，曾茜还回了娘家，曹队厚着脸皮去接了两趟，都让老丈人赶了回来，门都没让进。

    想想也是，这两口子聚少离多，一年在一起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数的过来，虽说两人都属于事业心极强的那种吧，各忙各的，但日子长了，面儿都见不着，确实不像个家。

    曹队自己也不愿意一个人闷家里，就跑到我这儿来喝酒，喝了两顿，干脆住我这儿了。没别的，我院儿里来串门的多，他又大多认识，来了逮住就是喝酒。

    先是冯不过午饭都没撑到，就给灌躺下了，然后是焦二，醉倒在葡萄架下，让媳妇给扶回去的。焕生听说小院让曹队盘踞，不喝上二两，绝进不了正屋，吓得来都不敢来了。

    见没什么人了，曹队就只有堵着我喝，就在我琢磨着怎么把这瘟神送走时，老姜局的任务到了。

    小雷把卷宗拿过来那天，曹队逮住了文化局的老顾，老顾前一阵在端门弄个大型演出，好象出了什么怪事，跑来找我帮忙，事还没讲明白，就让曹队拽到院儿里，二锅头兑毛豆，配几个小红萝卜，一小碟糖蒜，就要开喝。

    我一见势头不对，连忙找个借口躲了出去，刚到胡同口，碰上了骑车赶来的小雷。

    我也是好奇老姜局这次到底给曹队派了什么活儿，曹队又是怎么选的，就拦下小雷问了两句。小雷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扫了两眼，就不禁对老姜局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案子说起来恐怕案都没法立，顶多也就是个非法用工，人口走失。但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案子的发生地，和曾茜她娘家只隔了一个大院。

    要办这案子少不了要做大批的社区调查，走访周边群众，那自然给了曹队去丈母娘家负荆请罪的理由。而且如果我没记错，曾茜的母亲是学校负责行政事务的老师，案发的院子里也住了不少校职工，曹队自然而然也可以假工济私，走走丈母娘的后门。

    还是老领导想的深远啊。

    可是卷宗里的案子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调查的必要。

    在京西某知名大学的后门，校方在临马路的空地上建了一排邻街的门面房，很多外来的务工人员就租了门面房，开个小杂货店，小饭馆什么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排门面房里。

    有一对河南来的夫妇，四十来岁，男的姓庞，女的姓刘，早些年就来了北京，干过建筑工地，干过食堂后厨，当过医院护工，也摆摊卖过煎饼果子，百分百的劳苦大众。

    多年的勤劳奋斗，夫妻俩攒下了一些积蓄，也落下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