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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零章 风云上海滩(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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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与钱有关。

    在革命军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就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至今年三月,援助总额累计已有三千万金卢布。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北伐,凭国民政府每月那点财政收入,也就勉强能支撑起行政开支,根本养不下多少军队,也打不起仗。

    然而,国民政府窝在广东时,苏援加上自征财税,或许够用,但当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横扫南方,迅速攻占湘鄂闺赣苏淅皖七省,期间又大肆扩充军队,虽征税范围扩大,各方面开支却增长更多,这时苏联的援助虽还没停,但每月拨过来的那点款项,面对天文数字的支出,实际已是杯水车薪,远不如当初重要了。

    在历史上,北伐被称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意思很简单,即是说北伐军事上是胜利的,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大革命浪潮虽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却又被国民政府继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牢固的稳定的中央权力。

    这种局面下,国民政府虽看似掌握整个中国南方,但地方税收却流失严重,大部分都被各省实力派截流,上缴到中央的自然少之又少。然而,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很难想象其政权能够稳固,更何况,目下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唯一政府,面临的政治及军事挑战仍多,没钱的话,什么事都很难办,北伐不一定还能往下继续。

    武汉的国民政府需要钱,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也需要钱,实际自双方对立趋于公开化与白热化后,已演变成谁能掌握财源,谁便更能掌握主动的局面。

    武汉方面是左派当权,政策更具革命性”这在当前来说”实际也代表它更难以筹措财源,因为需要减税除捐。当然,捐税实际减没减,这很难说清楚,但由两湖流入中央的税款确实在直线下降,而且更可怕的是,过火的安民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乡村经济,经济一停滞,能收上的钱自然更少。但幸好还有金卢布,这使武汉方面虽捉襟见肘”但还未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蒋介石就差得多,如果找不到新财源,单凭武汉拨款及截流税收,只军费一项就能把他作难死。但恰在这时候,秉持列强意志的虞洽卿出现了。

    北伐初期,英国实行强硬干涉政策,倾力扶持吴佩享,以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日本想利用奉系重组北京政府,造成至少独占北方的局面:美国则表面追随英国,实质观望”其如意算盘是:如果北洋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司时削弱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北伐向北发展,则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司时从革命阵营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后来,随着吴佩享、孙传芳被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英、日两国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变得和美国趋于类似。

    去年冬天,虞洽卿的南昌之行,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虞洽卿既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经营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司时他又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匪浅,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自然是列强“面试。”蒋介石最合适不过的角色。蒋介石有心清党,无钱,与虞洽卿自然一拍即合”通过了列强的面试。

    汉口及九江租界,被领导两地民众收回后,**各国租界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但**是列强绝不能放弃的”一旦放弃,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便很可能全部损失。而这时”对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国际银行家们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便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倾力绞杀中国革命。

    从军事角度看,聚集在**的英军有一牙七千多人,日军有四千多人,美军有三千五百多人,法军有两千五百多人,连司租界工部局的武装“万国商团…”及各类巡捕、军警等,全部加起来,列强在**的武装共达三万多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列强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

    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买办阶级出面,分裂革命阵营,并绞杀中国大革命。而此时中国买办阶级的最大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于是,列强透过**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国董事福林登费信障,向虞洽卿等作出承诺,在完成绞杀大革命的行动后,可引中国资本家进入租界工部局,成为董事,并参加行政。

    于是,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包括**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休在内的**市商业联合会,准备融资并与蒋介石接洽,要求其履行先前在南昌达成的合作协议。

    三月二十九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代表团强调,**应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而蒋介石也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

    两天后,虞洽卿与**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可以说,这一“财政委员会。”汇集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四月一日,**的银行与钱庄,向蒋介石提供了三百万银元的财政援助,并达成了高达六千万银元的财援协议,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的最高境界,他们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六千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已拿到首期三百万”并且因他本就有清党之意,感觉随后的五千七百万也能拿到,绝不成问题。但恰在这时,吴安平突然从西北派来信使,非但提出了联合发行法币的建议,还提出若清党接受他的提议,不扩大,不无谓杀戮,便可使其三年在**得到三乙银元。更让人动心的是,这三亿并非贷款,也与如联合发行法币应分予国民政府的钱款无关。

    六千万和三亿,在蒋介石看来,自然都是画饼,但**金融界首期的三百万,与吴安平首期的三千万,自然是天差地别。说实话,蒋介石其实对吴安平的提议很动心,没别的原因,他只是太缺钱了。

    而且,蒋介石觉得西北的三亿与**金融界的六千万”自己都能得到。很明显,吴安平其实认为国共必定决裂”而虞洽卿等人,也没有要求必须以杀戮来作为国共决裂的证明。如何清党由他决定,虽总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但只要手段缓和些,便能左右逢源,再得西北三千万银元,这也说不上多委屈。

    至于,既然吴安平愿意与之为伍,便不如索性都抓起来”另与西北方面协商,全部送至西北关押,且看吴安平这个大资本家,对这些人是关是放,如何处置,又如何交代。而且这样做,对他拉拢国民党左派及中间派系”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大家都没撕破脸,更显示出他在清党之事上的宽容和无私。

    当然,避免西北支持武汉”更是促使蒋介石倾向与吴安平联合的最主要原因。说到底,他毕竟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而只是有理想或说野心的政客,而政客,有时候是可以不讲原则的。

    蒋介石虽已动心,但不是没有顾虑,而且其他人意见还未统一,他也不好立刻表明心思,想先拖延几天再说。他已看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绝不会反对,而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自然深知目前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他最多犹豫,也不会坚决反对。吴稚晖、蔡元培两位不好说服,但只要大家意见统一,形成决议,他们就算反对也只能遵从。

    蒋介石是想拖延,也想左右逢源,但四月四日,上午他还轻易不发表意见,谁知中午两个小时休会时间一过,等下午会议要接着召开之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劝说起吴稚晖与蔡元培起来。

    中午这两个小时,当然发生了一些事,但缘由却从上午而起。

    蒋介石早知道**这些银行家及企业家们,其实对他并不放心,但他完全没料到,在汪兆铭意外抵达**后,因他在拜会这位汪主席时,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清党意见,而答应由其先与陈独秀协调,竟招致了这些人极大怀疑。

    他们越来越弄不清楚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真实关系,担心将钱白白给了蒋介石,而达不到自己绞杀大革命、分裂国共的目的。于是,为求保险,他们另做了一件事。

    昨天会后,宋子文没留在龙华镇休息,而是回了城内的窝所。但今天一早,他还未动身再赴龙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却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要求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为蒋介石偿还所谓的“贷款””提供一张书面担保。

    之所以找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