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民务农桑，令种一树榆、百本稻、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豚，五鸡……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凡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矿山，严设科罚。”

    江东地广人稀，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所谓火耕水耨，即初春时放火烧掉杂草，然后放水，通过漫撒的方式播种水稻，待稻苗长到七八寸的时候，割掉水中杂草，再放水灌田。这样留在土里的草根就会因水浸泡而坏死，稻苗遂免遭杂草之侵害而生长旺盛。火耕水耨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也是江南地区独特的生产风俗。

    这种生产风俗的形成和长期延续，与江南地区温暖潮湿、植被繁茂、水道纵横的自然环境和地广人稀的人文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是非常粗放落后的，不过随着北方移民的涌入和一些勤于政事的官吏的推广，在北方先进技术的带动下，江东地区的农业风俗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其实不仅是江东诸郡，荆州长沙、桂阳、零陵等郡亦多如此。然而随着刘琮新政的施行，铁器的大量生产、北方移民的日渐增多，使得牛耕技术得到了很大推广，水稻栽培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刘琮颁发的这道《劝农令》主要考虑的是大量流亡士卒，以及江东地区多任侠之士的问题。经过大半年的荆扬战争，孙氏部曲精锐虽多亡于虎林大火，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溃散后流散于民间的士卒，这些人自持无力却已无可依附，为生存所迫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如何使这些本为农户之人放下刀剑改握锄犁？使这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转化为生产者，便成为治理江东之始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同样不事生产的任侠之士，也在此令所禁的范围之内。这些人多出身于贫寒之家，但又有一技之长，或有博虎之力，或擅用弓弩，或精于剑术。平时呼啸而聚合离散，所行多不法事。在有主人招揽之时为宾客，充部曲，主人败亡则遁入江湖。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正是令中所言“剽轻游恣者”。

    孙策正是死于这种任侠手中，对于其无疑是个悲剧，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却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人。远的不说，陈王刘宠勇猛过人，箭法高超，麾下甲士数万，却因拒绝给袁术借粮而被刺客所杀。

    当然对于这些人才，并不是要将他们赶去务农，而是改变其游侠之风，不使其为求财物而为刺客，或以恩义行犯禁之事。那么他们的出路，除了投入军中效力，以求建功立业之外，便再无它途。

    这道《劝农令》是在立春之日所发布的，紧接着刘琮便开始关注清理户籍之事。

    清理户籍虽有世家大族的参与，因此不可避免的有很多隐匿之户，但刘琮并不打算在这件事上与江东世家大族掰腕子。他要的人口大量增长，而非在原有的人口中与世家大族虎口夺食。然而清理户籍又是势在必行的，重点更在户籍的划分重编上。只要老百姓看到切实可见的利益，那些主动投身献田托庇于世家大族的佃户，自然会产生比较，从而主动脱离世家大族的控制。

    以民户为例，无田产者由官府授田，五口之家可得百亩之数，赋税即轻，民自乐之。当然这百亩土地肯定不是良田，需要农户自行开垦。反正江东地区地广人稀，有的是可以开发耕种的土地。而渔业、林业，也都全面放开，除了遵守良俗之外，不禁捕猎开采。至于匠户、商户，也多有相应政策予以保护和鼓励。

    虽然这些政策见效缓慢，远不如厉行官卖而敛财既快又多，但对于江东局势的稳定极为重要。

    未几，朝廷遣使拜刘琮为征南将军，兼领荆、扬二州，并督交、扬、益三州军事。除讨逆将军号、废乌程侯，也就是孙匡所袭爵位。至此荆扬二州正式以刘琮为主。这无疑是曹操在当下无暇南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对于刘琮来说，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就有了道义上的正统。所颁布的法令、政令等，就更加具有合法性。

    虽然镇南将军和征南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且都为二品高官，但其意义又有不同，相对而言，征南将军为四征将军之一，镇南将军则为四镇将军之一。四征将军中资深者皆为大将军，再往上便是抚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上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