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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寄张爱玲 柯灵(2/2)

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利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椎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请。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0年,上海召“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尤是一个。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做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迤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困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加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三十年风驰电掣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1984年11月22日(1988年删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