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与一个开当铺的相亲。罗得知消息，但还是硬着头皮离了婚，人们把他当作有勇气与封建婚姻挑战的开路先锋，但不久他又找媒婆介绍了染坊王家的美貌女儿，与他的前妻一样，也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女人。然而密斯范的婚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成功，罗再次见到她时，她仍和过去一模一样，没有改变，于是罗旧情复炽，才觉得这新式女性是他的理想，他第二次闹离婚，又经五年终于如愿，按照他与密斯范的理想，住到了富有诗意的西湖边上。但新婚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心目中这个最有诗意的新式女性原来和旧式女人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只是比旧式女人懒比旧式女人爱面子而已。密斯范爱打麻将，“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时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觉得她简直变了个人。”罗很失望，三天两头吵架，又想起染坊的王小姐，觉得还是旧式女子贤惠，把她接了回来，密斯范这位对多妻制不满的新女性虽然声称要自杀，但还是不愿离婚，客客气气地与王小姐相处，后来罗又把第一任妻子也接了回来。到了五四以后十多年的1936年，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这位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却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朋友们一边羡慕他的“稀有的艳福”，一边取笑道：“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经过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所谓的新式的男女并没有战胜他们人性中的弱点，罗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天性，并没有被五四运动冲洗掉。密斯范这样的新式女子也未能克服与生俱来的女性的虚荣与依赖心理。她还没有得到他的时候，为了讨得他的喜欢，“与岁月的侵蚀”斗争，她的发式与服装都是经过缜密的研究，既保持与他初相识时的美丽，又不要落伍，“是流行式样与回忆之间微妙的妥协”，为了迎合他的口味，“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当爱情失去了保障，哪怕做小她也愿意，在五四时代中走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前的现状。正像张爱玲与苏青对谈时说的，这种女人，新女性的自由她也要，旧女性的权利她也要，最终未能走出旧式女人的命运。这是人性的弱点影响政治的变革，也是时代的悲哀。

    这篇小说原是用英文写的，1956年9月12日发表在美国的《记者》（the reporter）双周刊上，题目是“stale mates”。但恰在同时，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催她要稿。张爱玲与夏志清昆仲关系是很好的，她在美国知心朋友很少，难得有像夏志清兄弟这样古道热肠的朋友，为她的工作生活奔走帮忙，她是感激不尽的，更何况这兄弟二人还是自己文学上的知音，对她的小说给予极大的赞扬与鼓励。现在约稿，焉有不勉力为之之理？

    张爱玲把这篇英文小说用中文译出，名为《五四遗事》，虽然看似译本，实际上却花了不少功夫，中文本与英文本并不完全一样，要比英文原作更灵活自然。夏济安对这篇小说评价极高，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张爱玲的小说确实不同凡响，……张女士因熟读旧小说，充分利用它们的好处；她又深通中国的世故人情，她的灵魂的根是插在中国的泥土深处里，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这话出自夏济安之口是很不容易的。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亦狂亦侠，说话从来不肯让人的，他曾有一次对张爱玲毫不示弱地说“i‘m your competior，you know”（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竞争对手），是说自己的小说不逊于张爱玲，虽是一句玩笑话，张爱玲一时莫名其妙不知该怎么回答，到底夏济安也是个人有一善能拳拳服膺的人（12）。

    但正如夏济安说的，张爱玲的灵魂是插在中国的泥土里的，离了这个泥土，是否能枝叶长青，开出灿烂的一树繁花呢？

    真是难说。

    《相见欢》写的是平淡得没有任何色彩的人的生活，伍太太与荀太太，一个是被丈夫抛弃了，一个是不爱丈夫的。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色彩，百无聊赖，只好在一起聊天，打发寂寞。或在回忆中找出一点点自己可留恋的地方。像荀太太，年轻时就没怎么漂亮过，但她却老是向人唠叨：“我有一回被人跟，吓死了”，“他还趴在那里看呢，——吓死了”。对方也早听过多遍了，因同样无聊只好敷衍地在听，她又绘声绘色地说：“像学生似的，”

    然后又想起加上一句：“穿制服。就像当兵穿的那制服，大概是个兵！”

    人性中的**，虽然人到暮年，仍在内心的最深处动荡，仍不甘心这样平淡地消逝。伍太太与荀太太，有着同性恋的倾向，在仅有的回忆或幻想中哄自己，盯梢的男人对与她同路并比她小十几岁的姑娘不感兴趣而看上她，她觉得是一种安慰了，而现在再说有这种故事人们更不相信了，所以她与伍太太终日待在一起，说从前“年轻时候”的事，也是一种安慰。

    张爱玲的故事已写到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她只能重新把以前发表的作品再次进行修改，赋予旧作以新的生命。

    她把《十八春》改为《半生缘》。她对《十八春》不满的地方是结尾对新社会的赞扬，这不符合她一贯“不了了之”的结尾方式，她把结尾结到解放以前。把张慕瑾遭国民党的逮捕改为被日本人抓走，把许叔惠去延安改为去美国留学。

    《半生缘》这个书名是她考虑很久才定下来的。开始张爱玲想把《十八春》改名“浮世绘”，觉得似乎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白，“相见欢”

    又偏重“欢”字，“急管哀弦”又嫌调子太快，又一度想定名“惘然记”，固然典雅别致，可是不太像小说。最后才定为《半生缘》这样一个稍觉满意的书名。张爱玲把《十八春》后面自己始终感到是心病的“光明的尾巴”删去，更符合她小说一贯的风格，她使得这个悲剧有更深长的意义，但旧衣新裁，只不过稍稍变些花样而已，基本上仍是“旧作”。

    有时候还可能破坏了旧作原有的韵味。

    她又把《金锁记》改写成一个长篇小说《怨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变成了《怨女》中的银娣。增加了大量的活动背景、生活细节和心理描写，令人信服地刻划了银娣的幽怨。于是这个叫人同情叫人憎的极端泼辣极端变态的曹七巧，对儿女的狠毒失色了，她由变态的疯子成为一个“怨女”，成为和张爱玲笔下其他类似的“小奸小坏”的女人差别不大的人物了。原来小说中突兀的开头，在《怨女》中变得平淡多了，从银娣年轻的时候写起，到她出嫁到这个大户人家，作残废的二爷的女人，与三爷**到丈夫死后分家，她又与三爷翻脸，平铺直叙下来。到结尾时，她不像她的前身曹七巧那样用“疯子的审慎与机智”让儿女为她殉葬了，她变成一个恶婆婆，她叫媒人给儿子玉熹说了媳妇和姨太太，又千方百计地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银娣已经比曹七巧“平和”多了。

    张爱玲把曹七巧改为银娣，银娣更象那时代命运悲苦的下层女人，更合乎情理，但是曹七巧这个疯狂、变态而又极悲壮的人物，在《怨女》却失去了以前让人同情、震愕、痛恨的感人力量，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成为那个时代庸常女人中的一个，至多不过再苦一点、狠心一点而已。这样改的结果，虽然更符合张爱玲的情趣，有些细节也比以前更真实，更细腻，却失去了《金锁记》的光彩。再也唤不起人们像对《金锁记》那样的喝彩。她已经写不出更能超越四五十年代的小说了，这不是她才尽了，而是远离她生活的现实，断绝了文学的来源，灵感的来源，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了美国，文学中的张爱玲等于死去了，她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爱她的人的心中，在美国生活的那个张爱玲，是幽魂变成的蝴蝶，只在回忆中寻找她自己。一代才人的可悲之处即在这里。张爱玲把她的才气转向了文学翻译。1963年，她与余光中等人翻译的《美国诗选》，在香港今日世界出版，她译了爱默森的五首诗，梭罗的三首诗。同年，今日世界出版的《欧文小说选》中，她以前翻译的一篇短篇小说《无头骑士》改为《睡谷故事》与别人译的《李迫大梦》合为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出版，供英语初学者使用。又出版了她以前独立翻译的一部《爱默森文选》，从卷峡巨大的爱默森作品中选择出一部分，共分为“计划”、“生活方式”、“诗”、“人物”、“书信”五章，正文前加了一篇“译者序”，在香港今日世界出版。除了文学翻译外，1964年，她为“**”中文部翻译改编了几部广播剧。当时麦加锡已被美国政府调回，供职于“**”电台，张爱玲也正好在华盛顿住，麦加锡便请张爱玲做这项工作。对于编惯电影剧本的张爱玲来说这真是牛刀割鸡，一年中译编四部。先是把陈纪滢的《获村传》编为若干个半小时的广播节目，继而又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玛曲昂娜的家》两部小说编为广播剧本。

    注释

    ①胡兰成《今生今世》“瀛海三浅。闲愁记”。

    ②⑩这一节主要参考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

    ③张爱玲《造人》。

    ④张爱玲致朱西宁信。转引自朱西宁《迟复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

    ⑤（12）林以亮《私语张爱玲》。

    ⑥林以亮《私语张爱玲》及《文学与电影中间的空白》。

    ⑦这一节主要参考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访王祯和》。

    ⑧参见林以亮《私语张爱玲》、《文学与电影中间的空白》、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关于<一曲难忘>》等。

    ⑨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11）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12）张爱玲在《<续集>自序》中否认自己知道这个故事的“本事”，但是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中却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的话，可见还是有所本的，有人猜测是听胡兰成以前讲的（王一心《移居美国后的张爱玲》），但不知根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