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主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
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①
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促使人①(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r.g.利普西。)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页）。
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gnp的增长，我们甚至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nnp的增长。①
这是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显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有层次的、相对的、动态的，而且是决非明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研究框架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提出的终极问题，是波普提出的众所熟知的问题：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说，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②即便如希克斯（1965，第183页）这样的现代增长理论大家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曾经繁殖于进行教室练习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们仍然看到的，它们是练习，而不是实际问题。它们甚至不是诸如‘如果……将发生什么’之类的假设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们是现实问题的幽灵，我们用通过纯粹逻辑能够找到它们的答案这种方式粉饰自己。”
①两位政府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1974）和赫勒，（1975）作出了更为精彩的评判，不过承认大多数观点是由里昂惕夫、弗尔帕斯·布朗和华斯威克提出的。
关于现代经济学中“危机”的这些和其它解释及反应，请参见哈奇逊（1977，第4页）、奥布伦（1974）和科茨（1977）。
①应该记得霍利斯和内尔注意到（第四章），对于经济自我再生的条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经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可惜的是，经济系统从不在未曾改变的状态下再生它们自身：儿童，姑且这么说吧，从来不完全象双亲。
①英国剑桥的理论有时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美国分支，正巧新创办了一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对它的全面总结见阿西梅柯普洛斯（1977年）和克雷格尔（1977年）。对它的不全面的总结，见布劳格（1975年，第6章）。
①富兰克林和莱辛尼克（1973年，第73—4页）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激进方法论宣言：“激进的剖析是与提倡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激进的透视来看，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畴并不只是一种美学工具[原文如此］。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变动，或帮助描述所提倡的变动一旦发生就必须摧毁的堡垒的性质。”
①所以，维克特·扎努维茨（1968年，第435—6页）用下述语言总结了美国在gnp预测方面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成就：“经济预测总的说来还是一大堆心愿，虽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许可以进一步改进。根据nber当前的研究，大约300—400个预测人员（公司职员和来自各个行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对1953—63年年度gnp的预测的平均误差为10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仅占gnp平均水平的2％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构成好经济年与坏经济年之间的差异……预测者认为下一年的gnp将继续提高，其数量不会低于战后先前年份增长量的平均数，形成的平均误差不会大于120亿美元。”与此类似，汉斯·塞尔（1966年，第6、7章）已经表明，把投入产出模型用于预测为期十年的荷兰经济27个部门的价值增值，在给定整个经济实际最终需求情况下，在预测期为2—3年时，所作预测要比单纯的过去趋势外推要准确，但当预测期超过3年时，则预测结果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