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作为一种锻炼，具有这种很大的优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证实。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那些原因和结果，或者他忽视自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运动改变了它周围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为这一切因素所改变，那末，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是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的分析；并且对他的问题中的每一因素给予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少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公开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的，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的，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甚至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差不多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为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样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对于较小的事情，简单的经验的确会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提示出来。例如，经验会使人们知道，对浪费成性的人的不加考虑的帮助，即使表面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实有害处。但是，比方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的稳定性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要有较大的努力、较远的眼光和较为有力地运用想像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对内贸易、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和价格等各种变化怎样密切相关；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好的和坏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观察西方世界任何一地的差不多每一重大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差不多其他各地的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如果我们只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我们恐怕就不能治好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会造成我们所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寻求那些不显著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则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心力，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其次，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的时候，在运用中的想像力就要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获得人们愿意为这项工作所付的工资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有些人的生活降低了，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还是适得其反呢？我们如果注意表面的结果，我们也许认为生活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了想像力，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不论是得到工会还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力量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结论说，生活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已经提高的却是少数人。一部分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种事业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的似是而非的希望。澳洲在它的广大地产中的确蓄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这提出来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这种衰落也许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现正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可望出现的，就是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博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像用于判断一条兵舰的新设计在恶劣气候中是否坚固那样的周密。

    研究像这类的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粹智力的、有时甚至是批判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和发展同情心的能力，尤其是使人们不但能为他们的同伴而且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同情心。例如，这种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强烈地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正变为日益紧要：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所发生的相互影响怎样；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怎样；职业上的规则和工会的惯例中的个人的利人心和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怎样；以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怎样等问题的研究。①

    ①这一节是从1902年向剑桥大学提出的《在经济学和与政治学有关的学科中开设一门课程的请求》中节录的，这个请求在下一年就被采纳了。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可以发展他的理想起见，尤其需要想像力。但是，为了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他最需要的是谨慎和含蓄。

    经过世世代代之后，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也许似乎是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所有的。一种明确的进步现在已被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除非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