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高家村被划分成了三类村呢？”

    林馨玥有些奇怪地看了看她，仿佛在说：如果高家村不是三类村，那派工作队来干什么？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划分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土地改革的情况，也就是贫农‘翻身’的比例。在一类村里，贫农是已经‘翻’了‘身’的4，剩下没有达到‘翻身’标准的贫农所占有土地也不能低于中农的三分之二5。二类村里已经‘翻身’的贫农也不能低于一半儿。而根据之前高家村上报到区里的数据，高家村能达到‘翻身’标准的贫农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当然要划到三类村里。”

    秋穆微微蹙了蹙眉：“那不对呀，高家村在解放之前贫农和雇农的比例加起来才五成多些，有这么些人‘翻身’已经不少了。如果像是我们村，之前贫雇农加起来占九成多，那是很容易让差不多一半儿的人‘翻身’。可是对于那些原本贫雇农占比例就小的村里，这么划分怕是不太公平吧？”

    “哪儿不公平了？”林馨玥有些不高兴了，“贫雇农占比小、数量少，不是更容易分地吗？——算了，现在咱们得赶紧找贫农，回去让队长给你解释吧。”

    秋穆暗暗觉得这个分法有问题，可她也不好在这儿跟一个男孩子扯这些。虽然正常讨论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总有点儿欺负人家的嫌疑。

    秋穆怀疑这样私下找贫农的合理性，不过还是积极参与了找贫农的工作。林馨玥他们对这事儿相当热情，然而却缺乏与农村群众沟通的技巧。这些呆惯了的城市知识分子干部不了解农村人的话语体系，他们只要一提到中央或是苏维埃，高家村的乡亲们都会表示尊敬。这样虽然体现了土地改革的确拯救了群众，但也拖慢了工作队调查情况的进度。相比之下，秋穆只用说她是丘阳的财粮主任，来协助调查高家村的情况，群众也就能够配合地简要讲明白了。

    通过秋穆的询问，很快他们这一组就确定了五个“真正的贫农”。从这些群众介绍的情况来看，他们不仅在经济条件的角度上属于贫农，在思想和人品方面也很可靠，都是可信的老实人。按照秋穆的观点，这五个人之所以在分地之后没能真正“翻身”，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人老实，在分地时接受了村里较为贫瘠干旱的土地。另外，也说明高家村在分地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土地肥力水分的差异。

    不过，其他工作队员们更相信这是由于高家村的干部被地富分子渗透，使得某些干部为谋私利而侵犯了群众的利益——这也是对三类村革命工作的总结性描述。

    这种描述或许是正确的，例如很有可能这些“老实人”分到较差的地，原因就是负责分地的干部把好地分给了亲属、朋友或是跟他们有其他交易的人。工作队员们也认为，群众中很容易出现收买干部的情况。

    秋穆倒觉得不应该如此怀疑群众和基层干部。倒是有不少人——主要还是远离农村的那些——觉得农村的基层干部没有文化、素质低下。这可能是个事实，但秋穆觉得文化程度低跟容易被收买之间还没有那么强的联系。

    注释：

    1土地法大纲：即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对“五四指示”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修改了之前对于地主、富农照顾过多的内容，进一步调动普通农民对于劳动生产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