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子。他看着是个贫农，可实际上呢？他和他儿子不怎么种地，地都让农会安排别人来种。这叫什么贫农？这是高家村的特权阶级啊。”

    她这么一说，工作队里其他人里也有的“明白”了过来：“对啊，你说这地主也清算了，‘果实’也分了，怎么会有人‘翻身’了，有人却没‘翻身’呢？肯定是有人分得多了，别的人就分得少了。”

    “这么看来，这个高家村问题很大。”刘绪峰严肃地说道，“咱们要想找到真正的贫农，就不能单靠衣着来区分，还得看具体是什么生活情况。”

    “对！”杨成林说道，“其实我觉得这也容易判断。你们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贫农里面，现在肯定是有特权的过得好，受不公平待遇的过得差。有特权的假贫农就像这个冯老爷子，他对现在的农会、村公所很满意。那么相应地，和他相反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真贫农就会对现状不满。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些对现状不满的贫农，多半儿也就能找到真正的贫农了。”

    她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假使真的有“特权阶级”这么回事儿，假使冯老爷子真的是“特权阶级”，他这个单个儿的“特权阶级”也不能代表所有“特权阶级”的想法。而且，即使他能代表所有“特权阶级”，也不能说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其他贫农就是他们的反面——毕竟，再怎么说所有贫农的共同敌人还是地主和富农。那么也就不存在其他“真正的”贫农一定会和冯老爷子的看法相反这种结论了。

    可是秋穆还没有来得及指出这个逻辑上的错误，工作队的年轻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下去。最终决定，为了赶在天黑之前找到尽量多的“真正的”贫农，工作队也要分组行动。秋穆和崔濂、于默杰自动地分成了一组。可是刘绪峰觉得她们仨都不太积极，加上三个女人在村里问来问去实在有些令人警惕，还是决定九个人只分成两组，这样每组都可以有一个男队员了。秋穆所在的这组分到的男队员就是林馨玥。

    分组之后，两组就沿着相反的方向边走边找村里的贫农。而秋穆这一组的三个女人基本上处于一种跟着林馨玥逛游的状态。

    秋穆自己没搞明白刘绪峰她们要求找“真正的”贫农究竟有什么意义，却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潜意识里，她还是觉得这些学生干部毕竟是系统地学过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生长在中国、能够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肯定要比她这个马列理论方面的“外来人士”要懂些。可是她左思右想也没想明白，冯老爷子到底有哪里不对了？

    要想获得某种超出其他多数人的权力——即所谓的“特权”，从理论上讲，首先要掌握其他多数人没有的东西。对于之前中国所处封建社会阶段而言，封建贵族的特权来源于他们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土地，这些土地控制着封建时期的主要产业——农业，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为封建贵族服务的军队和官僚。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本家们的特权则来自于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由此他们控制着工人，并且通过财富积累取得社会影响力、形成为资产阶级代言的政党。那么冯老爷子掌握着什么呢？他掌握的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帮他获得特权的呢？

    从她的观察和冯老爷子自己的说法，秋穆看不出来他家拥有什么别人家没有的东西——相反，他家还比别的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