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并不只是某种常见农村病的小爆发，而恰恰很可能与她有关。

    1943年冬季，在莫斯科亚历山大的房子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

    那天应该是新年之前的最后一天了，莫斯科遗传研究所的职工们迎来了他们的假期。分子钟小组的五个人锁上了实验室的门，带着装着小鼠肌细胞培养基的冰袋离开了研究所，去幼儿园接回了五岁的伊斯克拉，而后一起回到了亚历山大的房子里。

    以往的12月31日都是分子钟小组一起度过的，然而这次却多了一个人。说起来这个人虽然从法律上跟分子钟小组非亲非故，但却是他们很熟悉的——维克托利亚·格林。

    要解释维克托利亚跟分子钟小组的关系，每次都得费些工夫。维克托利亚从生物学上是亚历山大的儿子，但从法律上他却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到莫斯科留学的美国男学生，曾经跟亚历山大发生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然而不久之后就毕业回国了。

    那个年轻的男人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自己怀孕，而发现之后却已经晚了。谁都知道美国当时大部分的州都禁止堕胎1，大概没人会顶着法律的惩罚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冒这个险。好在他已经毕业了，这也影响不到他拿到毕业证，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和麻烦而已。于是小维克托利亚就在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出生了，他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到了孤儿院里，从小就压根儿没有对他亲生父亲的记忆。

    平心而论，维克托利亚的父亲做得未必有错。他不是自己想要怀孕的，在事情发生后却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但这样错误的出生却使得维克托利亚直到五岁都没有得到一点儿关爱——因为其他人甚至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