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可以方便地种起来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样规模越大的生产，就越能够利用起来如畜力、农具等农业技术，从而节省劳动力，还能够把地耕得平整好看。

    然而在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平均水平的地之后，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却无法进行了。假如一户农民有四口人，平均每人六亩六分地，合起来就是二十六亩四分地。然而一头驴子至少能种百八十3亩地，如果这个四口之家为了种地而养了一头驴子，那它的畜力就远远超出了家庭的需要。而为了养着这头驴子，这家人也没办法购置相应的大车和配套的其他农具，全套用具总是凑不齐的。

    因此也出现了尽管群众对于牲口和大型农具的需求很大，但实际上真正购买了牲口和农具的人却相应较少。这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炮”不能拿来打“蚊子”，否则就冲打这些“蚊子”得到的收益，连给“大炮”装炮弹都装不起。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都清楚，既然一头驴子可以完成好几户人家的播种、犁地等工作，那么这头驴在农忙时便可以借给其他的几户来用。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浪费这头驴子的畜力。

    以往这种借用都是直接付粮食的，可是这又会带来一个新问题：驴子不外借也能活，而要种地的人如果借不到驴就得费死劲了，所以驴子的主人对于借驴的人存在优势。这种优势几乎就像是把自家的地租给缺地的穷人一样，不光能够使得驴子的主人从借驴的人那里赚来大量粮食，还使得那些没有驴的人对此产生依赖，而不得不在驴子主人家要帮工时听从使唤。

    把驴子换成牛或是大车、大桶等其他大型农具也是一样。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甚至有些群众认为这就是“翻身”之后换了一种形式的剥削。

    而与此同时，家里有一头驴子的人没有大车，家里有大车的人却凑不齐一整套犁、锄、耙、耧……分配之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短缺了、家家户户分到了原先地主、富农家用的东西，可实际上这些东西却凑不成配套的，还是没办法使用。

    要想把这些牲畜和农具利用起来，同时又要避免剥削，那么就必须进行合作。

    其实一开始农会提出要组织换工的互助组时，群众间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如果几家合伙儿凑齐一套农具一起种地，谁能说每家出的工具价值都相等？出一把锄头，能和出一辆大车一样吗？别说是一辆大车了，就说出一把锄头和出一把耙子，这两样儿的价值完全相等吗？就算市面上的价格相等，磨损程度、磨损速度也不一样。万一谁使劲儿大了用坏了工具，这又怎么算？

    为了避免合作起来在这些事儿上发生纠纷，最初多数人都没有响应农会组织互助组的宣传。然而凡事都是得有带头的，丘阳的第一个互助组还是顺利地诞生了。

    这个互助组的负责人就是副村长王元品。她家原本就是中农，个人使用的农具并不缺乏，家里还有一辆大车，按理来说似乎也不需要怎么“互助”。可她却还是组织了另外的四户邻居，成立了一个互助组。

    原来，这是由于王元品从前就经常把大车借给邻居李草盛，并且交换着借用李草盛家的驴。这已经形成了某种稳定的交易关系，而再加上周围那些经常来借她俩东西的邻居，原本的交易关系就能够演变为互助。

    如果把王元品的女儿王兴存也算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