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建的太多，有伤大唐国力，或是泥沙俱下，将来伤了文院的名声云云。

    可以看的出来，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能够预见将来顶着一个文院的名头的好处了，由此必然也会形成许多利益集团，那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而然便想要对此进行垄断。

    这是贵族的日常操作，不值得奇怪。

    朝中对此稍有议论，可建设更多的文院是和科举应试联系在一起的国朝大政，大方向上现在是无法改变的。

    也许只有到了将来某一个时刻，文院足够多了，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了过剩的迹象，利益集团也变得足够强大，那个时候国策便会为之更改。

    …………

    到了元贞八年三月，随着盖文达，崔玉等人被处斩，长达半年的长安书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

    此案处斩五十四人，流放一千二百余人。

    剩下的则以门下侍郎长孙顺德，礼部侍郎杜淹等涉案之人，还在等待一个结果，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京官们口中的河南世族派系中人，其中夹杂着一些关西人物。

    涉案人数之多，远超当初高慎一案，虽然朝廷已经做的比较收敛，可还是相当于一场清洗，算是在唐初时节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当时尚书令温彦博和中书令萧禹交谈的时候，温彦博给予了此案一个评价，那就是清除了隋末之余毒，匡正朝廷之名望，此举可谓大善也。

    萧禹明显并不赞同他这样的定性，因为河南世族向来跟关西门阀联络有亲，这是当年杨广迁都洛阳所造成的局面。

    很多关西人都在洛阳为官，顺势和洛阳世族联姻，无论长孙顺德还是杜淹，都是此类人物。

    温彦博则是晋人，在他眼中，估计关西门阀未必比洛阳人家强上多少，同样是朝堂上的祸害，造成隋末大乱的元凶，如今则变成了余毒。

    今日陛下借大案清洗了一番河南世族，哪天说不定就该轮到关西人了，温彦博此时沾沾自喜，难道他就不担心晋人将来的处境？

    而山东人，河北人大多效力于军中，同样是派系林立，蜀人向来和关西人亲近，江南的各类人物又自成一体，当年就是用陈梁之士形容他们，如今南人年轻一辈早已忘了旧事。

    可在元贞四年入京赶考的那些士子不还是闹出了南北之争？

    所以说萧禹心中五味杂陈，既觉得皇帝这么做有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嫌，却也感觉河南世族的这些人烂泥扶不上墙，活该受此严惩。

    两个宰相性情各异，心态自然也截然不同。

    范文进就不像他们，和朝中各个派系都没有牵连，没有了长孙顺德的掣肘，再加上杜楚客是杜淹的侄儿。

    虽然和叔父闹掰了，但也不忍心见到叔父就此人头落地，到皇帝面前哭诉了一番。

    李破又不是心理医生，要照顾病人，给杜淹求情，就因为他是你叔父？

    李破当即便恼火的斥责他只顾私情，不问大局，让他回家闭门反省，至今还未被放出来，估计得等杜淹问斩之后再说了。

    于是范文进在门下省大权独揽，过的是越来越舒服了，才不会像其他两位宰相那么多事，他现在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呢。

    …………

    到了这一年三月末，吏部削减冗官的事情历时两年，今年其实也来到了尾声，房乔和颜师古顶住了压力，把此事终于办了下来。

    也许是受到了太多的攻讦，让房玄龄非常恼火，他上书建议隔上三五年就这么来一次，以免一些庸官贪官鱼目混珠的混入官员队伍。

    另外他还对已经离职的督查寺卿王珪非常不满，这两年督查寺的御史正是参劾吏部的主力。

    一些御史根本就是受了旁人的指使，请托等等，才对吏部横加指责，没有任何的依据，就算王珪未曾参与其中，也有失职之罪。

    估计是这厮眼瞅着长安书院一案终于有了结果，于是灵机一动，想要仿效马宾王一下，再次掀起大案，好出上一口恶气。

    可惜的是，大家好像都累了，房乔上书之后并无多少动静。

    吏部尚书王泽比他懂事的多，亲自上书省中为房乔和颜师古两人请功，省中这次有了反应，很快就把房玄龄和颜师古两人加入到了年末赏功的名单之中。

    他们的功劳其实不用多说，主要是在削爵和削减冗官上面，两人先后进入吏部任职，忠实的执行了皇帝定下来的政策，将来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