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远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人民失去土地和家园，饱尝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奴役。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爱国主义被激发起来，黑土地上成千上万热血男儿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将饱含着民族仇恨的子弹射向侵略者。在白山黑水间，涌现出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开展。东北军部分将领出于民族义愤，奋勇抗战。其中，以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最为激烈、战绩最为显著、意义最为明显。1931年11月4日开始的江桥抗战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救亡呼声，全国掀起了抗日援马运动的高潮。抗日队伍组成抗日义勇军，到1932年夏天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30万以上。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支由游散官兵、绿林队、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替代了正规军，成为日军恐惧的对象，成为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战神。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辽宁，抗日义勇军主要是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积极策动和大力帮助下，由各民族、各阶层民众自发组建起七个方面军。第１方面军，总指挥李春润（第６路司令兼），由新宾取千金寨，沿安奉路攻沈阳；第２方面军，总指挥孙秀岩（第１６路司令兼），佯攻山城镇，牵敌于芷山，使其不敢进窥通化；第３方面军，总指挥王凤阁（第１９路司令兼），由朝阳镇沿沈海路攻取山城镇，向沈阳挺进；第４方面军，总指挥邓铁梅（第１３路司令兼），由凤城沿安奉路进入沈阳；第５方面军，总指挥张宗周（第１５路司令兼），由宽甸攻安东，牵制日军，使不敢蹑邓铁梅之后；第６方面军，总指挥徐达三（第８路司令兼），设防于鸭绿江沿岸，扼老岭之险，以保通化之安全；第７方面军，总指挥刘景文（第５０路司令兼），由盖平沿南满路进攻沈阳。自卫军决定进攻沈阳后即自行设立矿务局、兵工厂，制造枪弹。不料进攻计划泄露。日军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１日集中４个师团的兵力分３路向自卫军各县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进攻新宾；南路由宽甸进攻太平哨；东路出朝鲜，渡过鸭绿江，直向通化。自卫军仓促应战。第１方面军第３路康乐三部和第３７路丁育昌部攻克营盘、上夹河后拆毁沈海铁路３０余华里，击毁敌装甲车１辆，毙日伪官兵３００余人，获辎重甚多，但由于后方吃紧，停止进攻。此后虽有第５方面军张宗周部与日军血战太平哨，第２方面军郭景珊部大战日军于八道江，第３方面军王凤阁部与日军血战于金川、辉南，第１方面军李春润部与日军会战于新宾，第２方面军孙秀岩部抗敌于柳河，但由于日军兵力强大，各路抗日军分散孤立作战，缺乏援助而遭致失败。１０月１３日，新宾、柳河相继失陷。１５日，日军进逼通化，辽宁救国会总部退至抚松，日机轰炸抚松，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绝。唐聚五于１９日化装，带数人绕道前往北平；张宗周、王凤阁等部损失太重，决定化整为零潜伏各县；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等率余部退出东边地区，转战他地。至１９３３年３月，辽东地区的自卫军分为两部：一部坚持辽东抗日，直到失败。李春润、王凤阁、苗可秀等在作战中牺牲。另一部则一直坚持到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很多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编入抗联队伍。转移到辽西、热河地区的辽东抗日义勇军在１９３３年春热河抗战时被张学良编为第３军团。唐聚五任军团总指挥，张宗周、郭景珊为副总指挥，辖郭景珊（兼）、丁育昌、陈砚田、马星恒４个梯队。３月，张学良被迫出国后，该部被强行改编为庞炳勋第４０军补充团，由于受歧视，许多官兵潜逃，队伍瓦解。由于义勇军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需供给短缺等各种原因，在日军的疯狂打击报复下，到1933年大部分失败了。

    亲身参与了义勇军对日作战的齐振清清楚地知道东北义勇军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东北军的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仅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由于东北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