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