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安检为名，将现有漕船重新编号。”

    郑国泰的笑容中透出了一丝小心，

    “且此事最好由轮船招商局负责经办，不过这样一来，未免就会有科道官弹劾臣等外戚擅权……”

    朱翊钧没耐心听郑国泰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打预防针，闻言便直接接口问道，

    “这漕船本来不就都有编号吗？重新再编又有何益处？”

    晚明漕船的编号实际与现代的车牌颇为相似，从正统初年开始，朝廷对造船的期限和样式已经有了严格的限制，到了天顺以后，正式将天下漕船船数定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

    清江、卫河两大船厂为了节省造船船料的运输成本，在各卫广设分厂，尔后又为了方便管理，将每一艘漕船都编上了专门的船号。

    漕船的船号皆以布政司首字为号，譬如在湖广造的漕船就是“湖字几号”，在江西造的漕船就是“江字几号”，在浙江造的漕船就是“浙字几号”，跟后世的车牌开头可谓是如出一辙。

    “重新编号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漕帮的利益垄断，将漕船的通行许可收归轮船招商局所有。”

    郑国泰解释道，

    “漕帮之所以能为虎作伥，无非是一借人多势众，二有地缘之利，这两样优势，朝廷若是硬要收去，那是收不走的，倒不如大而化之，在皇上您设下的衙司内另外重设一套通检标准。”

    “既然那乌香是一种倭寇专门用来害人的毒药，轮船招商局便可以怀疑走私乌香者会在漕船内部‘别置暗室’，意图不轨，如此一来，将漕船全体重新检查一遍即是势在必行。”

    朱翊钧道，

    “你们能想到的，那幕后之人未必就想不到，倘或漕工全部都不去轮船招商局检修漕船，使得这套新规变相地名存实亡，你们又能怎么办呢？”

    郑国泰摇头笑道，

    “假设不去检验，那就是有私贩乌香的嫌疑，依臣看，凡有此嫌疑者，皇上即该下旨命清江船厂停止为其维修漕船。”

    朱翊钧不解道，

    “朕说停，他们就停，那停了漕船维修又能如何呢？”

    郑国泰回道，

    “据臣所知，这漕船主要由产自川广地区的楠木、杉木所打造，漕船的使用年限与木料材质息息相关，一般而言，松木为两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楠木为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

    “一艘漕船的总造价为一百二十两，实非普通漕工所能负担，倘或漕工依命检修，那按照每艘可携六十石私货的限额，则尚能养家糊口，而若是抗旨不遵，那三五年后漕船败坏，无从维修，必将从此生计无着。”

    朱翊钧听了就叹气，

    “朕推广新政的本意是为了使我大明富强，而大明富强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倘或要用百姓生计无着去换得新政的推广，岂非求益反遭损？”

    郑国泰立刻道，

    “皇上不愿枉杀无辜，自然只能让获利于漕运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掣肘。”

    朱翊钧道，

    “掣肘百姓不算掣肘，这范明出的甚么鬼主意，莫名其妙，别是因为他从前贩运茶叶时受够了漕帮的刁难，于是一得了机会就变着法儿地砸人家的饭碗罢？”

    “他是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人，倘或朕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操作起来他在暗中瞒着朕使绊子，把本来想站在朕这一边的漕工都赶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那朕岂不是有苦说不出？他还是朕找来的晋商，朕就算事后杀了他，那也是打了自己的脸，朕也要面子呐。”

    朱翊钧讲这番话的时候当真有些心虚，是那种一个正直的人发现他最终掌控不了“小人”的心虚，这种心虚更严重一点说就是惶恐，是一种名叫“他或她若是生在现代一定比我更优秀比我出色”的惶恐。

    何况范明这个睚眦必报的小人确实比他聪明，甚至比他勤奋，比他有远见，唯一的弱势在于范明天然不是皇帝，天然不是穿越者，这种“天然”的弱势差距在封建王朝里可以被放得极大，但是在从大航海跃入近现代的这个过程里可以被无限缩小。

    郑国泰不懂朱翊钧那满脑袋的现代人思想，闻言还以为是皇帝在指桑骂槐，忙低眉回道，

    “不敢，不敢，这漕运之利的垄断是多方多面的，这范明的意思，实则是用一方之垄断，去牵扯另一方之垄断。”

    朱翊钧回道，

    “漕帮的垄断在于运输，除了运输之外，这漕运里头还有甚么其他利益方呢？”

    郑国泰回道，

    “自古漕运必资于造船，而造船必先于办料，既然运输是垄断，造船办料则亦是垄断。”

    朱翊钧怔了一怔，道，

    “你且继续说。”

    郑国泰接着道，

    “我朝祖制，漕船船料之造办定额乃‘军三民七’，其中‘军三’由运军办纳，‘民七’来自州县赋税，倘或皇上停了清江分厂的漕船修造，那布政司和地方州县也就不必再收这一项税费了。”

    朱翊钧一听，不禁顿时在心里拍案叫绝，这就是让文官集团左右互搏啊，

    “不错，地方州县对漕军能百般容忍，除了沿途贩运私货之利，还有一项便是这船料税费的征收。”

    晚明漕船的“船料”和一条鞭法之后其他的税费一样，一概折算成白银从百姓手中收取，不过这一项改折是从成化十五年开始变更的，和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直接联系。

    改折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实物征收对农民而言负担过重，明初时这一项税费具体是摊派到湖广、江西、四川等木材资源丰富省份的农户身上，由农户亲身解运到造船厂。

    后来此项劳役实在是难以维持船厂的实际用度，渐渐转变成了地方州县先从百姓身上预收“料银”，再解送到布政司处收贮，等到每年造船之期，由布政司再解送到船厂。

    这个过程自然是存在着许多陋规，最明显的一项，就是郑国泰方才所说的“木质材料与使用年限”，所谓“三五年败坏”绝对是保守说法，朱翊钧对此心知肚明，无论是松木、杉木还是楠木，无论朝廷下旨统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