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父亲的话，王延喆终于明白，这场斗争并不是父亲要掀起，而是皇帝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父亲要做给皇帝看，证明自己不是和谁一党，证明自己只听皇帝的话而已。

    然而王延喆的疑惑并未就此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遂再问：“既然如此，那爹你为何要赶走张璁，而不是赶走不同意大礼议而于陛下相持不下的部曹？

    我记得当初先帝病逝，陛下入继大统之时，你还写过一首诗，云：‘周邦虽旧命维新，历尽冰霜快值春。天上真人方出震，海滨大老定来臣。奸回已报都从，风俗何忧未尽淳……从此寰区无一事，朝廷尤望任惟贤。’

    在大礼议之时，你又写《尊号考》、《昭穆对》支持陛下，这岂不是与张璁等人共同看法？

    既然如此，您要是和张璁他们联手，胜算岂不是更大？又何必在此时，冒着被圣人怪罪的危险，前去得罪张永嘉？这与你素来求稳之心，显然多有不合呀！”

    王鏊因为祖上商人出身，所以一直身上带着商人的某些习惯，比如投机、怯懦，又因为是儒士出身，故而异常在意羽毛，因此他还自撰《治惧》、《治怒》二缄告诫自己。

    在王鏊的为官一生中，前期一直践行着《论语·宪问》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及《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

    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给他的仕途带来便利，反而让他亲眼见证了，师、友仕途受阻，直在此时他的商人习惯就此扩散，投机钻营成了他的仕途手段，因此他也曾尽力阿附喜欢受贿的徐溥，达到仕途高进。

    付出就有回报，在弘治初期到弘治中晚期，他仕途一路高歌猛进，一改之前的举步维艰，甚至直入内阁。

    正当他大展拳脚，准备匡扶圣君，中兴大明的时候，该死不死的刘瑾，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打破了他一切政治希望。

    刘瑾的刚愎自用，不听他人劝谏，又加上蛊惑君王，倒行逆施，使得王鏊一忍再忍，最后爆发，但奈何皇帝不听，使得王鏊政治热情烟消云散，最后只能被迫选择致仕还乡。

    可没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个大玩笑，他前脚回家，后脚杨一清、谷大用等人联合就把刘瑾弄死。

    后来又爆发刘六刘七事，而且愈演愈烈，皇帝荒唐的行为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久居乡野的王鏊，那颗士大夫忧国忧民之心又开始发作，怀念在朝堂匡扶君王的时候。

    由是正德七年时，便写下了《偶成三首》表达自己想要重回朝堂之心，然而事情就是这般天不遂人愿，但凡举荐他的人，先后涉入政治斗争，全部先后致仕，大家对于王鏊这个人也就逐渐忽视。

    等他听到朱厚照死，朱厚熜登基的时候，他一没有像张太后、夏皇后哪般伤心，而没有像杨廷和那样忙中出错，三没有像宦官那样惶惶不可终日，反而还若有兴致的写起诗词。

    称朱厚熜为“天上真主”，自己这些被打击的老臣，是国之干臣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