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原因在于清朝依靠武力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后，又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压迫，到统治后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当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于上下离心，究其本源，仍然没有脱离古老帝国衰落后，被征服地区起而反抗的范畴。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独立运动则是在清王朝覆灭后，因为对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并受到外蒙古的煽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当时间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的格局已经完全在国党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趋于稳定，清末民初的情况都不再存在。这个时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又是怎么样的？

    德穆楚克栋鲁普，统称为德王，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内**立运动沉寂下去后。他是主张独立和自治最为著名，活动也最为频繁的内蒙古王公。由于他的独立和自治活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进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迹单独列出来解析，对于蒙古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分析有着特别的意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该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在他9岁时，清王朝灭亡。10岁时，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先后有前郭尔罗斯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发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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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30

    [蒙古问题]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资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不知从何时起，网上传贴一篇让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据说是郭沫若写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这篇东西我只在网上见到过。“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文学编）我以前都基本看过，不记得有这样的文章。网上各处的转帖，有的没有注明出处，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人民日报，最详细的是注明该文摘自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这让我起疑：1950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且1950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0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立的，这不准确。事实是，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到1950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么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那样说话的。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之后才能明了。最近有了这个机会。不出我所料，我没有从1950年的人民日报找到那篇文章。不过我想，该文的内容既然是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并且最初发表在“新华广播电台”，那也许是在1949年发表的。于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报。结果找到了。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在同日同版，人民日报还刊发了一个广播节目预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十分演讲节目，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讲：‘中苏同盟四周年‘。”郭沫若这篇广播词约有6000字，共分五个部分，网上传贴的关于外**立问题的内容在第四部分里，约800字。网上的帖子题目应是发贴者或转贴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当日，人民日报除报道郭沫若的广播词外，没有其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报道或文章。不过，人民日报同日还报道了正在举行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签名提出的“拥护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案”的消息。还有内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东北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纷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八一五”伟大节日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的报道。谈话者除郭沫若外，还有阎宝航和萧三。还刊发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的消息。报道说，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一些地方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8月15日电：“民主同盟机关报北平光明日报今日刊载前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关于对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谈话。”据报道，邵力子在谈话中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

    **立问题。他说：“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向苏联提议订立与苏捷军事同盟条约一样的条约。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在1949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至于最初的发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0年，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发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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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30

    [蒙古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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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30

    [蒙古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包括蒙古

    ‘蒙古国‘＿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第二大的“内陆国”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我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

    【转自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