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其利弊所在。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关系。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宁的眼中，用华夏传统哲学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论解读，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无私。

    这就是道之阴阳的转化衍生。西方人怎么会明白呢？

    简而言之，公权力的存在，远不仅仅是保障私权，还要优化私权在质量、时间、空间上的弹性和精神物质上的文明高度。

    公权是为了更多的私权，更大的私权，更好的私权，更长久的私权。所以是“大私”。

    当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私权就要让步。当更多的私权和公权冲突，那么公权就不再是公权，而是转变为私权，新的公权产生。

    这就是阴阳转化。

    本质是道，不是法！

    公权力不需要刻意制约，公权力只需要保持不变质即可。也就是，只有变质为私权的假的公权力，才需要制约。

    保持公权力不变质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这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公权力的判断标准，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个衙门，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职责范围的权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权力。

    拿大唐来说，警部的职责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就能超越职责范围，参与行使对工程的公权力。

    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垄断在工程建造上的权力。

    礼部不管不管监察。可倘若礼部发现在监察上的问题，也可以超越职责行使监察上的权力。

    在大唐，部门的公权力不是专管，而是主管。专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专管。因为专管就是对某个领域的权力垄断。就是因为你是警部，治安领域就完全是你来管？凭什么？就凭你挂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为你是财部，财政的事就完全你来管？不行。

    你挂个礼部的牌子，就能垄断礼制教育之权了？不行。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也没有监察权，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权和检察权。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符合道德。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简单，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其实，华夏古代政治，一直是这么干的。

    族权行使的，就是一种公权力。在华夏古代，所谓的公，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其判断标准是公心。也就是所谓“为公为私”。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只不过，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

    当然不是。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很明显比西方好，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说句不自夸的话，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一贯就比西方强。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

    华夏这样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烟消云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