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

    这样的人事调动北京政府是煞费苦心的。鲍贵卿为人比较平和，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

    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做孟恩远的工作，承诺只要让出吉林督军的位置，会切实保障孟的地位和财产。

    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笼络。但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七月十一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

    这些都是官话，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

    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自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

    郭宗熙自然不敢接受这个任命，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孟恩远以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了，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

    这个办法先不说孟恩远能否接受，就算高士傧师愿意入关，也要假道奉天，非但张作霖不肯让路，曹锟的直隶，也不肯划出防区。

    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张作霖恼羞成怒，决定先除高士傧以迫使孟恩远下台。于是向北京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张作霖既然翻了脸，便决心用武，派第廿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第廿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分南北两路夹攻吉林。

    孙烈臣在开原设立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三十里。吴俊升部也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隔约百余里。

    这时吉林方面也部署抵抗，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檄文。

    张作霖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

    而东北已被日本视为掌中之物，正酝酿要扶植一个势力，把张作霖视为一个好对象，便在张孟之争中站在张作霖一边。

    奉吉两军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日军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

    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三十里。

    （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

    （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

    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到外交部向陈箓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

    内政牵涉到了外交，惧外的北京政府只能下决心撤掉孟恩远，一连下了两道命令：

    （一）谴责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

    （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高部第一旅旅长诚明不战而降，奉吉之战还未开战，吉军就已失败，高士傧率部退守农安。

    孟恩远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软了下来，七月二十八日孟恩和张作霖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看得太多了，现已说服高士傧了。”

    二十九日，他电催“霆九兄（鲍贵卿字）速来长春赴任，本人负责令高士傧办理交代”。

    八月三日鲍贵卿应召到长春与孟恩远商定，保护孟恩远安全出境，对高士傧不究既往，对吉军所提军费一百二十万元不予追还。

    五日，孟、鲍同赴吉林市举行交接仪式。

    吉林便由此而落入张作霖掌握中。

    接下来，吉林军人联名通电说以前反张宣言是奸人伪造。

    八月九日高士傧书面向张作霖要请罪，有“生我者孟督，毁我者亦孟督”句。

    张复函称高为“青年有为之士”。

    北京政府责成张查办高，张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了此公案：“查高士傧咎有应得，尚能悔悟，应予免议，所部旅团长一律撤差。”

    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设宴为之压惊。十三日孟抵天津，吉林问题遂完全解决。

    八月十四日，张作霖保举其第廿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张作相继任廿七师师长，张焕相升任第十九混成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