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这是因为，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战，支援了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劳工到欧洲支援，牺牲了二千多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

    中国最初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处处被看不起。

    在那个主要是谁强谁说了算的世界，一个弱国，自己不行，想指望着别人能为其主持公道，简直是做白日梦。

    所谓的巴黎和约表明，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虚幻的，列强从未将中国视为平等一员，美国的“赞助”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考虑，食言自肥，改变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即原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支持态度。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据理力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终于还是弱国无外交，所有的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

    巴黎和会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特别是会议期间公布的中日密约，更是引发国人极大的愤怒。

    民国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准备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

    留日学生数十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

    见情势严重，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

    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对中国处处受日本欺侮体会更深切，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通电声讨卖国贼。

    电云：“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

    “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

    “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

    “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