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最终还是妥协，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

    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

    八月十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坚决反对，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又有精力关注中国了。

    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同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他们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全力阻止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

    由此，便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出强烈抗议。

    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于是，发行金币的事也就只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军火。

    天津会议是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的，八月九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回，张作霖却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竟无意中发现，从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五百五十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一百八十余万元。经他他进一步追查，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小徐竟敢对他搞“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他心中对这个小徐已经很厌烦，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负人欺到了他的头上，怎么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向张谢罪。

    那些钱本来不是给奉军的，只是经一下他们的手。现在倒好，弄假成真，还得承诺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段祺瑞觉得很亏。

    民国七年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于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组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

    为了控制国会选举，由徐树铮在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而成的。

    中和俱乐部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团体组织。

    靳云鹏、李经羲、李国筠等人发起，由平社、澄社、宪法协议会、苏圆、尚友会、衡社、友仁社、静庐、正社、新民社、宪政会等小政团合并而成。

    其章程以交换政见，联络情谊为宗旨。

    各政团各推举代表六人为交际员，每星期开会一次。

    这是个完全依附和支持段祺瑞的组织，被称为段的御用工具。

    在安福俱乐部成立前，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聚会。当时是一个寻常俱乐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

    一九一八年初，皖系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开始讨论国会选举问题。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确定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为正式成立日。

    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以政党面目出现。

    安福俱乐部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

    安福俱乐部实际上是支持段祺瑞的政党组织，其作用是收买议员政客，操纵国会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