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小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段祺瑞刚愎自用，也特固执，他对徐树铮的宠信，应该是他这种特质的另一种表现。小徐才气高但却不善于和别人合作，这便使他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就算他做正确的事，只是因为是他做的也大多会使人侧目，更何况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错的；特别是他得意的时候。因为，得志便猖狂，或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所谓旁观者清，人们对别人的事，常常能看得很清楚，甚至很客观。但是，论到看自己可能就没那么客观了，这或许就是当事者迷。一个人能做到有自知之明，是相当难的，不仅需要宽阔的眼界，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不仅需要很高的学识，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人品，很高的道德水平。这样的人，世间就算有，也绝对不是徐树铮。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这应该就是个人的局限性。要克服个人的局限性，就要对个人的任性进行限制和监督，就需要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不足。或许，这就是民主共和，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之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对小徐的过分宠信上。这一时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这是段所乐见的。可是，小徐此人是个喜吃独食的家伙，他受不了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这最终也只能使段成为孤家寡人。
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小徐是不高兴的，于是便专门和靳作对。
靳开始想和小徐争高下，但无奈段祺瑞这个主子总是站在小徐一边，他一气之下请假不办公。小徐正求之不得，军事大权便落到他的手中。
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小徐推荐的，不知什么事办得让小徐不满意，小徐便处处找张的茬，张也只得辞职。
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让人不解的是段却视而不见。也许在段看来，有小徐一人足矣。其实，段也不是个容人之人，但却能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
有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段来说，则是成也小徐败也小徐，至于成败如何评说，就很难说了。
这时候，徐树铮又突发奇想看中了直隶督军的位置，想取而代之。他的如意算盘是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空开。
他以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惹来的却是曹锟“怒发冲冠”。
直隶督军是何等荣耀，曹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于是四月四日发电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
这是北洋军人惯用要胁手段，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有病和请病假。
与曹锟的行动相呼应，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吴部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这两个人打退堂鼓，段祺瑞武力平南的大业肯定功败垂成。
段祺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这一次倒没有袒护小徐，而是急令他亲到到汉口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和吴佩孚。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
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战的直军，于占领长沙后，借口饷械不敷，进兵缓慢。
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情绪，振奋精神打仗。同时要消除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
此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之势。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自己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自然需要内部的大团结。
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
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二十一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二十二日抵汉口，从循礼门下车，直奔刘园的曹锟司令部。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
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