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要求宽赦帝制犯。

    很快，北京政府下令：“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来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这毕竟是建立在“讨逆”成果之上的政府，还是要有所顾忌，于是，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只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曹锟、倪嗣冲、段芝贵、张怀芝、张敬尧等人都是洪宪帝制派，其中如段芝贵，本就在西南方面要求惩治的名单上。这些人一直对惩治帝制首恶深恶痛绝、耿耿于怀。

    在他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很快又发表命令：“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沦为主战派的橡皮图章，基本成为傀儡总统。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冯国璋的替罪羊江苏督军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

    这一次冯国璋总算有了点主见，深抱不安去电慰勉这几位：“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

    一月七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

    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

    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电）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

    一月八日张作霖发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电向王士珍申明，他前此的电报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电报，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

    他说：“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也有电讥讽张作霖：“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一月六日，曹锟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

    一月十二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十五日到达汉口。

    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四十名到汉口。

    殷鸿寿（1867年－1932年）字献臣，直隶天津人。

    一九一一年，任冯国璋之第一军军法处处长。一九一二年七月，任直隶省口北道尹。一九一三年三月，任直隶範阳观察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任江苏都署军法处处长、苏常道尹、苏常镇守使、陆军军法裁判处处长。

    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一月十八日搭轮船到九江。

    北洋军首先进攻荆、襄。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

    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很快攻占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

    （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

    （三）桂军从湖南撤退。

    （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

    （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

    一月二十四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