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钱，而且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令尊了。”

    这倒让郭士立诧愕了，他本以为宋插代表的是清国境内某股势力，没想到宋插居然自称是德国人。

    郭士立的底细是清国人绝不可能清楚的，更别说软禁他父亲、还拿出这种先进的留影技术作证据，加上宋插一口流利的德语，让郭士立不得不信他的话。

    郭士立端起桌上的茶杯，默然轻啜。

    宋插又从包里拿出十英镑，放到桌上，推到郭士立面前，

    “这算是见面礼，郭先生。虽然我们需要您经手的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但我们只是用来作为将来进入清国市场的参考资料。作为第三方，我们原则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影响清、英两国的外交事务。所以您的行为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然后他把钞票放在照片之上，用指节在上面敲了敲，起身告辞。

    不久之后，郭士立就与身处广州的宋插建立了联系，开始输送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文件。至此1836年底，莱茵在清国的情报机构，由广州南洋商人宋插、广东按察副使邹汉勋、澳门东印度公司华务顾问、翻译郭士立三人为核心构建起来。

    这次邹汉勋和郭士立分别拿到清国方面和英国方面对鴉片问题的情报。宋插汇总后觉得局势在迅速恶化，于是派人给谢绾送了信，因为谢绾在伦敦，信又辗转到了伦敦。

    谢绾看看信的内容，里面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一次涉及清国事务的内部会议上，扬言要用武力对付清国；同年，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清国协会”，这个协会旨在为保护商人在远东利益，协同各在清商户，以推动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应对清政府——这两件事，郭士立都以中国通身份参与并担任顾问；

    其二是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

    差不多同一时期，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这两件事都明发邸报，被邹汉勋看到，誊抄之后转给了宋插，继而又到了谢绾手里。

    郭、邹、宋三人见到这些情报，觉得情况紧急，而在谢绾眼里，却并不算个事——他连后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都很清楚，怎么会对此时清英之间的嘴炮感到惊诧。

    谢绾重新又在心里衡量了下，莱茵和德国在这场注定的战争中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角色。

    很快，信使携带着谢绾的回信返回清国。信里写了很多安排，在最后着重强调了一下，

    “切勿擅动，静待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