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我不是在这里抱怨。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一口饭吃，活下来就足够了，只是身上的病还很严重，我不愿提起它，只是常常要忍不住痛。

    治病是不可能的，住在四楼的花姐，听说她已不行了。这是在□□年的春天。听抽烟的刘瘫子说，花姐去办事的时候，染了坏病，叫她下面长了许许多多的脓。

    我记得她，三十来岁的姑娘，长相还算端正，尤其眼睛很漂亮，皮很白，晒到月亮一定是银色的，她穿高跟，没有在白天听到过她的哒哒声，都是后半夜，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她穿着高跟鞋爬楼，我们能听到她慢慢的步子，懒洋洋的就上了楼梯，然后是钥匙串哗啦啦的，她开门进屋。

    她好像快死了，因为好些日子没听到她的脚步。大家知道她是做那种事情的，一个女人，没依没靠，她有什么呢？只有一身皮肉了，照着月光是银色的。

    我知道，这里的人是过的什么日子。大家没有怨气，很和平的日子。

    走在街上，在水泥马路上踩过一个个深浅的泥坑的年轻后生们。他们在夜市冷饮的摊子上喝酒，黄酒白酒灌一罐，马上就会说胡话了。对经营枣泥酥小摊的老板娘和她的女儿说笑话，把她们逗得像水里打转的花一样，笑呵呵，或是羞红了脸。

    年轻的男子在饭桌拼起来的演讲台上，膀子健壮漂亮，赤了一只脚，脚下踩着红油的酸汤渍，手里捏着三块钱一包的劣等烟，他抽一口，火星子红彤彤的，和篷子里的电灯泡一样红，他挺着胸脯，尖声高喊，“伟大的领袖，边宁同志已经说了，对那些剥削我们劳动者的，不论他是什么出身，或者打着什么名号，一定是要通通消灭掉的。”

    后生挥着手，底下的别的后生也跟着欢呼，他们眼睛里有叫人害怕的东西，烫得要命，就像烟头的火星子一样。

    “所以我们要对那些，寡头，和他们的奴才走狗们，实行绝对的专政。联邦政府咱们是指望不上了。你们大家，想想鼓山，鼓山人是怎么做到的。在那么难的情况下，他们的斗争依旧成功了。我们也可以，至少不能坐以待毙！”

    “但会很难的对吧！”说话的是一个我不认得的，好像是海边来的小子，脸很宽，神情憨厚但也受很大的苦了，看不出多少的年纪，应该不到二十的样子，手里紧紧攥着一瓶麦酒，他很受酒精的鼓舞。

    “自由派的导师就说过，‘如果斗争只有在很顺利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那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太容易了’，这话正是说给我们听，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你们也明白，大公司怎么对付我们的！在档案上写两句，就说是不规训，其实我们是不愿给他们当狗的。‘有人要给我们戴上锁链镣铐，烙上奴隶的印记，只有把他杀死才能挽回人的尊严。’我们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他把愤怒的，鲜红的烟头丢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