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邱吉尔认为，与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勾兑”尽管不太现实，但是这种“勾兑’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女报务员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进食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水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辣斐德路”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女报务员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报务员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宁波，”报务员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都躲在重庆。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日本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报务员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报务员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进食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现在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吕思南路，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报务员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错的。平时她们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报务员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76号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报务员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报务员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她叔叔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丁末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